一、中蒙關係的曆史回顧及現狀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1949年10月16日，便同蒙古人民共和國建立了外交關係。迄今為止，已有50個年頭。在此期間，兩國關係可以概括為發展一曲折一再發展。
50年代，中蒙關係有了一個很好的開頭。首先，雙方領導人互訪頻繁，簽訂了一係列的條約、協定和議定書，為兩國關係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其次，中蒙兩國在經濟、文化領域開展了廣泛的合作與交流。1953年起，中蒙蘇三國合作修建從中國內蒙古自治區經蒙古通向蘇聯的鐵路。1955年4月，根據蒙方的要求，簽訂了中國派遣工人參加蒙古生產建設的協定，規定中方幫助蒙方建設一批工業、農業、交通、文化項目，並為參加各個建設項目的職工修建住宅。中國還在1956-1959年間，向蒙古無償提供1.6億盧布的援助，幫助蒙古進行經濟建設。
1960年5月27日—6月1日，周恩來總理訪問蒙古，掀開了中蒙關係發展的新篇章。訪問期間，雙方簽訂了《中蒙互助條約》，為發展兩國關係提供了法律基礎。中國向蒙古提供2億盧布的長期貸款。其後不久，雙方著手解決邊界向題。
中蒙兩國存在著全長4000多公裏的邊界線，從未正式劃定。
1962年6月，中國照會蒙古，強調雙方在解決中蒙邊界問題時，應從友好平等的願望出發，充分照顧現實情況，既不宜追溯曆史上行政區劃的舊界，更不應將一方認定的邊界線強製對方接受。照會本著上述原則提出對中蒙邊界線的建議，並附畫有邊界建議線的地圖，這條邊界線同兩國實際管轄情況基本相符。
蒙方於1963年8月答複，認為雙方可以就此問題進行談判。中蒙邊界談判於10月10日在烏蘭巴托開始，11日達成協議。蒙古部長會議主席澤登巴爾嗣後專程訪華，於12月26日同周恩來總理在北京簽署了《中蒙邊界條約》。兩國在互相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礎上，本著互諒互讓的精神，順利地解決了兩國的邊界問題。
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隨著中蘇關係的全麵惡化，中蒙關係也經曆了一段曲折時期。在蒙古國內出現了反華、排華的潮流，大批華僑被驅逐，兩國的貿易額急趨下降。1964年4月，根據蒙古政府的請求，中國援蒙員工及家屬回國。7個在建未完的項目由中方根據蒙方的建議，於1973年3月按現狀作價移交蒙方。蘇聯不僅布重兵於中蘇邊界，而且派軍隊進駐蒙古，威脅中國的安全，使中蒙關係處於敵對緊張狀態。
1982年2月，中蒙邊界聯合檢查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在烏蘭巴托舉行，兩國對共同邊界進行聯合檢查，這是中蒙兩國關係在80年代初開始得以改善的標誌。
1984年9月，吳學謙外長參加聯合國大會期間，在紐約會見了蒙古外長。雙方就改善和發展雙邊關係等問題交換了意見，這是中蒙兩國外長20多年來的首次會晤。
進入90年代，中蒙關係越來越密切。高級領導人互訪經常化，兩國交換了50多個訪問團。1991—1994年，兩國之間簽署和執行了20多個條約、協定和議定書。
1994年4月，李鵬總理訪問蒙古，雙方簽署了《中蒙友好合作關係條約》，翻開了中蒙關係發展的新篇章。為兩國今後在各個領域的進一步發展與合作打下了牢固的基礎。
中蒙貿易自80年代以來有了較大的發展。1992年，中國同蒙古的進出口總額為1.8387億美元。中蒙雙方於1991年6月在北京簽署了兩國關於中蒙邊境口岸及其管理製度的協定。兩國政府正式開放8對邊境口岸。
此外，中蒙雙方在軍事、科學技術以及文化方麵也進行了廣泛的交流與合作。
二、中蒙關係在兩國對外政策中的地位和作用
1991年12月的蘇聯解體、冷戰格局的結束和國際形勢的劇變，使蒙古麵臨的外交環境和安全環境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蒙古從本國的政治、經濟的實際出發，調整其外交政策以適應新時期的需要。其中，對中國政策的轉變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
中蘇關係緊張時期，蒙古奉行了“一邊倒”的外交政策，支持蘇聯，造成了中蒙關係緊張。近年來，蒙古對華政策發生了根本性的調整。首先，蒙古把發展同中國的友好睦鄰關係作為其首要的外交目標。蒙古位於中國與俄羅斯兩個大國之間，地緣政治、經濟的現實使蒙古必須保持與中俄的友好關係。故其領導人多次闡述：“……我們的對外關係的主要方針也發生了變化。發展同兩個鄰國的友好睦鄰關係是首要任務”。
其次，蒙古在中蒙關係中將重點放在經濟方麵。蒙古與原經互會國家的進出口額占其總進出口額的比例由1988年的93%和96%降至1992年的61%和55%。其減少部分主要是通過與中國的貿易來彌補。尤其是蒙古極度匱乏的日用品，更需要中國產品來補充。正如蒙古駐中國大使達·查希勒岡所言：“我們蒙古在此前的一個曆史階段，主要是從東歐和蘇聯購進生活必需品的。現在我們改從中國以相對合理的價格，較短的路程和時間，購進這些必需品了，這對蒙古國顯然是十分有利的。”蒙古對外交往最近的出海口是天津，中蒙已就天津港作為蒙古對外物資交流口岸一事達成協議，這對蒙古對外經濟交流是十分重要的。由此可見，蒙古力圖增進中蒙兩國的睦鄰友好關係，發展中蒙兩國的經濟合作，來支持國內的穩定和經濟的複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