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正池田成彬這人最大的性格就是進取、不服輸，自己認為正確的事兒堅決死磕到底。日本商界送他個“古武士”的美譽，就是為了稱讚他誓死捍衛初衷的精神。
今天，三井財團的官方資料裏是這樣評價池田成彬的：“當他自己的利益和三井的利益發生衝突的時候，他總是以三井的利益為先；而當三井的利益和國家的利益相衝突的時候，他總是以國家的利益為先。”
再後來，“二戰”之後，池田成彬重新整合被打散的三井財團，以另外一種不為人知的方式繼續在全球斂財。他因為自己出色的管理才能被寫進了三井家族的領導譜係之中。
和三井一樣，迫於社會輿論的壓力，三菱財團也開始改變經營策略，逐漸轉變為一家社會企業。這個過程是由三菱社長岩崎小彌太來完成的。
三菱財團曾經仿照三井物產，建立了三菱商事，這家公司具備綜合商社的職能，在世界各地尋找獲取信息、尋找商機，並且作為三菱財團的代言人參股到他們認為有價值的企業。
但是，三菱商事在國內和海外市場都遭遇了三井物產的衝擊，生意每況愈下。特別是在經濟危機爆發之後，日本金融收縮，三菱賴以生存的海運業受到重創，業務量一路下滑，幾近崩潰的邊緣。海運被打擊之後，三菱旗下的“三菱礦業”和“三菱製鐵”的利潤報表也紛紛亮出紅燈，整個財團走進了一條死胡同。
岩崎小彌太坐不住了。年輕的時候，他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堅信經營企業是一件偉大的、造福社會的行為，而陷入困窘之地後，他不再守望理想，而是選擇了用最殘酷的方式讓企業走上正軌。
第一，裁員，整個三菱財團有1，000多人黯然離場。
第二，撤換各個事業部的負責人，全部換成自己的親信來管理三菱業務。
第三，改變岩崎家族統率企業的傳統，將有著四十多年曆史的“三菱合資公司”改組為股份製公司“三菱社”。其目的就是緩解社會對三菱的壓力，利用公眾入股洗刷掉資本肮髒的另一麵。這項措施跟三井異曲同工。
從企業管理來看，三井和三菱的股份製改革是一種康采恩模式，比如三井在物產和銀行之上設立了三井合名公司，其目的就是四處控股，掌握越來越多的企業。特別是經濟危機之後，三井、三菱這樣的大財團在金融危機的浪潮中通過自身改革，渡過了危機。不過橫切日本企業版圖，我們則會看到，很多中型財閥沒能順利度過金融浪潮，在浩渺的汪洋中黯然沉沒。這對剽悍的四大財閥來說，又是個極好的機會。
在整個1930年，通過這種方式，三井和三菱的版圖不斷擴大，從保險金融、繅絲鐵礦，一直到蠟燭、雞蛋、蛋糕，它們無不涉及，無不生產銷售。到了20世紀30年代末期，三井直接控股的公司加上各種關聯公司，總共有1，100多家，而三菱的這個數字則是1，400多家。
我們再來解剖一下三井、三菱的公司治理模式。這是一種金字塔式的財閥結構，控股公司置於頂端，中間是直係和旁係公司，最下邊則是難以計數的孫子公司。
龐大的商業版圖讓三井、三菱成為諸多行業的壟斷者，比如，日本生絲的1/4是由三井物產出口的；煤炭的1/3是三井物產銷售的；羊毛進口的1/4是三井物產完成的。
總的來說，三井和三菱的改革具有革命意義。在此之前，在日本商業幾百年的發展曆程中，經濟事業跟官府勾結在一起，商業依賴於家族管理，靠親屬關係，或者不是親屬變成親屬（入贅、聯姻）的關係為商業發展提供了忠誠的紐帶。
這樣看來，日本的商業軌跡跟中國似乎有雷同的地方，跟政府的協作關係都有國家資本主義的嫌疑，晉商、徽商等等無一不是與政府勾結賺取利潤的產物。
但其實兩者完全不同。回望中國曆史典籍你會發現，那些由士大夫階層書寫的曆史中，很少提及商人階層。其實，早在漢朝時期，中國的商人就已經是社會中不可忽視的一股力量，但在之後的近兩千年的曆史中，商人階層很少爭取到合理的社會地位，他們大都從屬於官府，接受官員的控製，被官吏們榨取。
在馬克斯·韋伯看來，這個世界上最早產生資本主義萌芽的國家應該是北宋，比歐洲早了三四百年。他的理論依據是，北宋時期的很多寺院都有自己的私有財產，並且有組織地進行茶葉種植、銷售活動。
日本看起來和中國類似，實則不同。最大的區別就在於民間商業力量足以和政府相抗衡。長期分裂的狀況，讓日本沒有出現中國那樣的大一統政權，即使是統一了日本的豐臣秀吉和他之後的德川家康也沒有足夠力量讓日本成為統一的市場。政府和商人之間更像是一種互相依存的關係，比如德川幕府沒有自己的財政部門，隻能把錢交給三井財團來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