厲又力說：“咱們不是不止一次地說過，你最好還是回到學校，完成學業嘛。殺鬼子報仇是一定的，但也不一定是端起槍。每個人有每個人的特長，要發揮長處。說君子報仇，十年不晚不妥，但說來日方長還是可以的。”
董芙竹雖然不滿意厲又力的回答，但自己又如墜雲霧裏，隻好嗯——嗯——
接下來，厲又力沒敢直說假若他有什麼意外，他們不能再見麵，而是轉了幾個彎，說以後命運的安排難以預料，但不論處在何種環境下，都不要人雲亦雲，要自有主張，要擦亮眼睛明辨是非。假若工作在一個特殊的環境裏，比如在收譯的電報中有重要發現，隻要這個電報跟鬼子的行動有關，就要千方百計傳遞出去。盡管一時不能分辨出是什麼隊伍，但隻要這隊伍是打鬼子的，就傳遞給他們。可能這電報是幾十個字，但也許就是這幾十個字，就會讓幾十個、幾百個鬼子斃命。在給父母報仇的同時，也在做著抗日的大事……
隔了一天，他們又來到這片柿樹林。厲又力給董芙竹講起他的摯友衣長成和他的妹妹衣虹杏的真實故事。
衣家兄妹的父母，同是一所大學的知名教授。在一次登山活動中，不幸墜崖身亡。但兄妹倆心裏清楚，這是日偽豢養的特務所為。原來，日偽開辦的大學曾發出聘書，但被兩位教授給拒絕了。長成說，這是殺一儆百的伎倆，應該一牙還牙。虹杏說，咱們都是學生，哪有這個能力呀。
長成在校讀的是政法係，雖然再有一年就畢業了，但他執意要投筆從戎。虹杏勸著哥哥，你高度近視，從了軍還能拿槍呀。父母不是說軟刀子也能殺人，文化也能殺人嗎，想想這方麵的轍吧。日偽為什麼聘任父母，也是要用文化為他們貼金呀。
後來，長成參加了抗日救亡運動。他在青年學生中，工人群眾中奔走呼號。他的《筋骨與脊梁》的係列演講與文章，引起了人們的共鳴，助推了群眾的愛國熱情和抗日救亡熱情的高漲。他一躍成為抗日救亡運動的負責人，也成了一位宣傳家。
虹杏也輟了學，她是師範生。文弱的她沒有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而是應聘做了日偽官員的家庭補習兼保姆。官員是機要室的主任，有一雙兒女。她就是為官員的這雙兒女補習功課和伺候吃喝拉撒。
虹杏補習有方，也有讓孩子乖乖聽話的親和力。這使得這雙兒女學有學樣，玩有玩樣。時間一久，這雙兒女竟有些離不開衣老師了。這是以前的補習老師沒有做到的。主任一家很是滿意，對虹杏熱情起來，客氣起來。
虹杏能夠自由出入主任的家了。她更加勤快，每天早來晚走。除了帶孩子補習功課，還主動到主任的書房幫助打理一番。她知道主任下班回家，晚上都在書房工作到深夜。她在打理的時候，眼睛盯著的是主任桌上沒有收起的文件文稿。有時還以整理桌麵的淩亂，翻動一下撂好的檔案資料。
當她一有重要發現，就送到哥哥那裏。哥哥一番甄別，就送到他的上級去了。每當哥哥傳過誇獎的話來，她說天天在仇人家裏，獻殷勤，裝笑臉，不是為了聽誇獎，而是為了做些加速他們滅亡的事。哥哥感歎，一年臥薪嚐膽，不容易啊。
當然，她也充滿著煩惱。主任能允許她到書房來，也是心生歹意的。但她早有防範，主任家雇傭的幾個女傭人，她們大多是窮苦人出身，她就常跟她們拉呱說話，也順便講一些易懂的道理。她是高薪聘請，一個月十塊大洋，這些女傭人呢，僅二塊。她就把自己的錢悄悄塞給她們，有時一個月自己還剩不下二塊。這些女傭人知道主子不是什麼好東西，隻要虹杏在書房的時候，女傭人不是來送茶就是來打掃衛生。有時看事態不對勁，還想出恰當的理由把女主人領到書房來。
有幾次，虹杏聽見主任跟司機說，明早早一個點來接他，取的文件暫放家裏，這是日本人所不能允許的。虹杏隻要是看見主任喝了酒了，她膽子就大了。她教女傭人怎樣偷來鑰匙，一旦女傭人得手，她就去把文件看個仔細。當然，第二天她會早早來到書房，主任一進門，她就取悅主任。這時女傭人一準過來。主任也就顧不上留意什麼，往往是匆匆拿上文件包，匆匆走了。
虹杏在主任家一待就是二年，主任家孩子送到國外了，她又由主任介紹，到主任的上司處長家去了，還是做補習。
多麼不易的一個文弱女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