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府池子北岸有一片青磚黑瓦組成的四合院群落，這便是王府池子街九號的張家大院，至今有三百多年的曆史。張氏的祖先曾是明德王府的武官，原先王府池有水槽，是王府飲馬的地方，後來王府劃給張武官家宅基，張家分三次買下了這塊“二畝七分三厘三”的院落。過去這個院子很講究，很完整。可惜，1958年的“大躍進”將前院的客廳和磚砌月亮門及多株參天古樹給“躍進”光了。今天尚存五進院落共五十間房，房前屋後花卉繁盛，榆樹、核桃、石榴、海棠和梧桐、丁香等鬱鬱蔥蔥，當然數量最多的還是水畔充滿柔情的一株株楊柳。
如今幾十間瓦房中住著張氏第十一代至第十六代的子孫。輩分最大的十一代孫張姚桓住在正院的正屋，他早年是濟南女子中學的教員，寫一手好字，曾受到書法家舒同的好評。張姚桓1992年病逝後，他的夫人趙永久一直住在這裏。一頭銀發的趙永久是位資深的小學教員，不僅桃李滿天下，自己膝下也擁有八女兩男共十個子女，及十幾個孫子和外孫。她家後院有棵兩百多年的石榴樹，每年能結出兩百多個石榴。在宅院前後種石榴，是濟南人的風俗，寓意多子多福。進得屋子，擺設著雕有蘭花圖案的羅漢床、八仙桌子、太師椅、條幾、條凳、立櫃等，都是舊物。由於院子保存得好，這裏一度成為許多影視劇的拍攝外景地。
王府池子過去從未幹過，泉水很深，中間測不到底。這裏的大人孩子都會遊泳，就是在泉池中學的。這一帶民風質樸，鄰裏之間和睦相處，相敬如賓，從不相互亂串門，但又相互照料，十分安全。除了春天的鳥叫、夏天的蛙鳴、秋天的蛐蛐叫之外，沒有吵架等嘈雜的聲響，文明而祥和。
王府池子在南北朝時稱流杯池，其水順渠北流，穿過張家大院的西花牆，出起鳳橋，繞曲水亭街，過百花橋，進百花洲，入大明湖，一路的居民，一路的清泉，一路的綠柳，一路好景致。這彎彎曲曲的溪水與珍珠泉的玉帶河彙成曲水河，從街中央大搖大擺穿行而過。流杯、曲水的典故源於古時文人雅士春天時的一種詩酒聚會，即所謂“曲水流觴”。每逢農曆三月上旬巳日，人們將盛滿美酒的杯子放到托盤裏，再放到流水中，任其順流漂下。河沿上坐著參加活動的人，酒杯流到誰的跟前停下，誰就得一飲而盡，並即興吟詩。這一習俗一直流傳到清代。
曲水亭街以亭命名，亭以街貌取義，相得益彰，畫龍點睛。曲水亭的位置和麵貌，過去的文獻中有許多的說法。晚清文人陳德征於光緒三十年（1904）所撰的《濟南遊記》中《遊濟南曲水亭記》一文記述：“百花橋之上有亭，名曰‘曲水亭’。其聯曰：‘兩道小橋一灣流水，數椽茅屋幾樹綠楊。’蓋寫實也。亭中常有人設茶灶，每當長夏客來，可以品茶而避暑；又設弈枰，凡城中之國手及嗜好而未工者，每日必集，對局以角勝負，其聽鼓不得誌之微官與賦閑無聊賴之幕客，亦多聚於此，茶餘相與縱談時事之得失、議論人物之臧否。其稍謹默者，則藉訪新聞、聽棋聲，以消永晝。”這一段文字，以寫實之風將街道麵貌、盛夏品茗、設枰博弈、小聚閑聊的情形娓娓道來。但曲水亭的具體形態，以及那副對聯到底出自何人之手，至今無從知曉。
1934年羅騰霄著《濟南大觀》中記述曲水亭：“在城內後宰門百花橋南，僅屋三間，內設茶座、圍棋供人消遣，為濟南有名圍棋社。舊有一聯雲：‘三椽茅屋兩道小橋，幾株垂楊一灣流水。’此聯為鄭板橋所書，今失無考。”
這裏所提的對聯與前麵提到的，究竟誰是誰非，不好考證。不過，這裏曾是濟南的圍棋中心確是不爭的事實。據1957年曾獲得過濟南首屆圍棋賽冠軍的張成銓回憶，解放前，此亭內“幽雅爽朗，窗明幾淨，舒適宜人”。
亭內所懸木匾，上書“陸盧停車”四個蒼勁大字，因無落款，不知出自何人之手。亭內設茶室，由一趙姓人家經營，世代相傳二百餘載。百年間，不僅本地人，就連包括日本人在內的海內外圍棋高手來濟南，大多到此“手談”。解放後整治大明湖片區時，此亭被拆除，茶社主人改行，棋界一片惋惜之聲。
院後街和曲水亭街的交界處，還是濟南最早發電的地方。1905年，山東機器局總辦劉恩駐個人投資27.9萬銀元，從德國購進兩台42千瓦的鍋駝發電機，聘請德國人斯密特·哈姆來濟南裝機，建起了占地近兩畝的濟南電燈房，專供巡撫衙門和附近達官巨賈居家照明。每當夜幕降臨，劉恩駐要親自到撫院裏合閘送電。
“兩道小橋”之一的百花橋，橫跨曲水河上，將後宰門與轆轤把子街連接起來。它始建於元代，原為石橋，今改鋼筋水泥橋。前些年，有人在橋北街角處重立六角涼亭，寫上了“曲水亭”的名字。但沒了原有內涵和故事的建築構件，不免顯得蒼白與單薄。
比起以往，今天的百花洲小了許多。洲中原有小島，風景絕好。宋朝時，被後人尊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鞏來濟南任齊州知州，他主持在此修百花台和百花堤，並留下《百花台》詩抄。明代“後七子”之一的李攀龍在島上建高三層的白雪樓，與愛妾蔡姬隱居於此。蔡姬做一手好菜，最拿手的是蔥味豬肉灌湯包，包子包好後在撮口處插上蔥段上籠蒸，快蒸熟時將蔥段迅速抽出，並將撮口封好直至蒸熟。如此一來，蒸熟的豬肉灌湯包品來隻有蔥香不見蔥影。直到解放初期，曲水亭街上還有賣蔥味包子的食攤。
如今百花洲仍楚楚動人。岸邊民居錯落有致，柳絲隨風飄逸，平靜的水麵上，荷葉滴翠，蓮花映日，鵝鴨翻掌。比起那些圈在園林裏的湖水泉池來，多了幾分樸素與野趣。每過此地，我總願停下來，看看這動的河，靜的湖，綠的樹，紅的花，養養眼神。
垂釣愛好者們在此找到了打發時光的好地方，而不為釣到多少魚。
此街另一道橋名氣更大，就是原來連接百花洲與大明湖的單孔拱橋鵲華橋。該橋始建於宋，清嘉慶年間重修。長約25米，寬約5米，水麵距橋頂高約3米。坡度很大，往來人力車和畜力車需斜行轉折過橋，冬季遇到冰雪，橋上更是難行。據說當年站在橋頂北望，城郊“齊煙九點”中的鵲山和華不注山盡收眼底，橋名由此而來。元代畫家趙孟曾在濟南為官三年，他為其摯友、祖籍濟南的畫家和鑒賞家周密所作《鵲華秋色圖》，描繪了鵲華二山之秋景，令人叫絕。此畫深為乾隆所喜愛，他還將畫從宮裏帶出，來到濟南按圖索驥，現場比對，並題字、賦詩歌詠。這幅名畫後被蔣介石政府帶到了台灣，現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
上個世紀前半葉，鵲華橋畔辟有碼頭，備有畫舫，可由此乘船入大明湖，經北水門出城一路向北，穿行於廣袤的稻田、藕池和村舍，最後抵華山腳下的鵲山湖，以領略濟南老八景之一“鵲華煙雨”的詩情畫意。當年省立一中就曾組織師生們參加過這樣的郊遊。1946年，抗戰勝利後，大明湖畔的省圖書館、省民眾教育館都被“國軍”占據。為方便軍車通行，鵲華橋被拆除加寬，改為方木支撐的平板橋。解放後又改成水泥板橋，與拓寬後的明湖路持平，絲毫看不出橋的麵貌了。橋附近的這條鵲華橋街，1965年與其他道路整合稱明湖路。園林專家們說，鵲華橋如果保留到今天，大明湖將更加完美。
曲水亭街與芙蓉街平行為鄰，又通巡撫衙門、府學文廟、後宰門，鬧中取靜，環境清幽。枕河而居的街上人家，大多花脊小瓦，青磚粉牆，古樸雅致。早年這裏開了些飯莊、藥鋪、客棧、澡堂，也有經營古董、書籍、碑帖和字畫的店鋪。還自發形成了遠近聞名的“鬼市”，即一種古董交易市場。早年間賣古董者除了一些職業古董販子，還有些家境破敗的達官顯貴、文人墨客及其後人們。為急等錢用，這些人拿幾件家傳的寶物，到此換些銀兩。而買家中既有收藏者，也有不少販子，共同點卻很一致，都不願暴露身份。人們趁著夜闌人靜，提著馬燈來此交易，甚至買賣雙方都用圍脖把臉捂嚴實，生怕被熟人認出。說話也是壓低嗓門，小聲小氣，鬼鬼祟祟，天一亮便人走集散，“鬼市”之名由此而來。1938年，蒲鬆齡研究專家路大荒，在這條街上的聚古齋書肆發現了《聊齋文集》（共六冊），無奈要價太高而他又囊中羞澀，隻好在朋友的作保下，借回家翻閱，期限僅一天。他回到家後便挑燈抄錄部分重點篇目，直至淩晨。也許是這一機緣的撮合，十三年後，他的家也搬到了這條街上。
路大荒（1895-1972），原名鴻藻，字笠生，號大荒，淄川菜園村人，一生置身於蒲鬆齡研究，收集蒲鬆齡手稿。早在1936年，日本文秋堂就出版了路大荒注釋的《聊齋誌異外書·磨難曲》。同年由王獻唐介紹，上海世界書局出版了路大荒編纂整理的《聊齋全集》（解放後修訂版改名《蒲鬆齡集》）。原先胡適考證《醒世姻緣傳》是蒲鬆齡的作品，路大荒對此給予堅決否定，但這卻使他和胡適成了學術上的知己。1937年底淄川被日軍侵占，路大荒隨縣政府逃到山區。日偽政府知道路大荒藏有蒲鬆齡手稿，便對其軟硬兼施，邀他出山，但他不懼淫威，毅然回絕，遂遭日本人抄家，家宅也遭日本人焚毀，他本人更是遭到通緝。他隻好用藍布包袱把《聊齋》相關手稿包好背在身上，先是去了北平，1938年春又到了濟南，寄居在大明湖東南岸秋柳園街15號表弟高夢周家，改名路愛範，繼續蒲鬆齡著作的收集與研究工作。他生活得十分拮據，靠做家教、街頭賣字畫和古董謀生。抗戰勝利後，由時任山東省圖書館館長王獻唐推薦，他到省圖書館任特藏部主任，承擔館藏金石及古籍善本的鑒定與考證工作。1948年濟南解放後，他被任命為省圖書整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省圖書館副館長。1954年，他與有關學者受省政府委托，參與了淄川蒲家莊蒲鬆齡故居的修複工作，並用漢隸體題寫了“聊齋”匾額，該匾額至今仍掛在蒲氏故居內。除書法外，其繪畫也頗有宋元文人畫之風骨，尤擅畫梅花。
1951年，他搬到了曲水亭街8號（原10號）一個四合院，與子孫們住在一起。路大荒最小的孫女路方紅從小在這個院子裏長大，她介紹說，路大荒住在北屋，屋裏的書堆得滿滿的，黃賓虹為其題寫的篆書“曲水書巢”和溥心佘所畫《聊齋著書圖》，一直掛在牆壁上。他為人謙恭、和善，與當時濟南的一些文化名人像王訥、關友聲、李士釗、黑伯龍、金棻、嚴薇青、張彥青等都有交往，很多人經常到他家做客。曾被打成“右派”的武訓研究專家、作家李士釗，早年曾用英文翻譯過《聊齋誌異》，自然與路大荒成了同路人而經常走動。畫家張彥青是路大荒的畫界筆友，又是“文博口”的同事，一同參與蒲鬆齡故居的修複，自然成了“忘年交”。家住按察司街的書法家魏啟後，在路大荒麵前也是“小字輩”，但同樣的書法特長使他們走到了一起。“文革”時，他們二人都受到很大衝擊，但路大荒還將省下來的糧票送給同樣困難、孩子又多的魏啟後。“文革”一開始，研究“鬼狐”的路大荒自然成了“牛鬼蛇神”，他精心收藏的秦漢瓦當、元史底稿、聊齋佚文及大量書籍，都被紅衛兵抄家時當作“毒草”拉走了。原先滿當當的“書巢”空空如也野，屋裏地麵上的磚頭也被撬起檢查。他人生的最後五年，由於受到政治上的迫害，加之患有腦中風後遺症，身體活動受限，經常臥床，但仍然不忘蒲學研究。他曾讓孫女路方紅偷偷打開事先藏好的《蒲鬆齡集》，告訴她某頁某段還有些問題要記下來，並囑咐她，此書以後如能再版，一定要把這些問題改過來。1972年他去世時，黑伯龍委托夫人來家裏吊唁。這是除了家人之外，唯一的親朋好友的代表。
路大荒生前還有一位好友辛鑄九，兩人都是書法大家，自然有共同語言。辛鑄九贈送給路大荒的一副對聯“語為吉祥滋厚福，心緣敬慎達康衢”，至今保留在路氏後人手中。而辛家解放前住在曲水亭街北首，與路家相距不足三百米。辛鑄九（1880-1965），名葆鼎，章丘人，清末舉人，1915年任益都師範校長。1919年被選為山東省議會議員。此後任過嶧縣（今棗莊嶧城區）和清平縣（今分屬臨清和高唐）縣長。回濟南後任濟南商會會長，開過經文布店，做過裕魯當鋪董事長。抗日戰爭時期，因其子辛葭舟投身革命而遭逮捕。其孫辛曙明、孫女辛銳都參加了共產黨，也都成為烈士。
辛鑄九出獄後，曾任世界紅卐字會濟南道院副統掌。他善書法，尤善歐體，筆力剛勁，當年為大明湖畫舫題字不少。
辛家的三層小洋樓，被人們稱為辛公館。它外觀看起來不大，樓內卻有五六十個房間。辛鑄九及兒孫們一大家人都住在這裏。解放後，辛家搬出了這座小樓，這裏曾做過醫院和大明湖飯店。2008年，辛公館遭拆除。其原址上違章建起的大了許多的“山寨”辛公館，也於2009年2月13日被依法拆除。
進入21世紀，曲水亭街經過兩次統一整治，取締了一度盛行的露天燒烤。沿街牆體和門窗被統一“描眉畫眼”，老街整潔了許多。“路大荒故居”的牌匾也掛在其門樓上。包括路大荒後代在內的一些久居此地的人家，也將房子作為店鋪出租，因而有了一些奇特的小商鋪。有人還將濟南小吃油旋當街做當街賣，隻是那蔥味包子，不知何時再飄香街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