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針對李世民怕亡國的心理，時時用隋煬帝的失敗教訓來提醒李世民，使他從奢縱的道路上猛醒過來。
李世民的可貴之處就在於，雖然他是一個封建皇帝，但他從來不把自己看作是神秘的超人，也不把自己當作一個永不犯錯誤的聖賢。他深知，作為一國之君，一言之不當就會招致萬眾解體，人民造反。所以他願意常常自我反省，唯恐上不合天意，下不符民心。把“納諫”看作關係國衰人亡的大事。由於他虛心納諫，收到了兼聽則明的效果。
點評：
李世明反複強調“清靜”，以民為重，務必使天下無事。作為一個封建時代的統治者，能夠竭力省事，使人民安居樂業，那就難能可貴了，創建一番偉業也就不足為奇了。
5.失人心者失天下
中國人的統治經驗在世界上可以說是遙遙領先的，這是因為中國王國久遠，且中國人又以“治人”為樂，別的野史雜傳且不說，單單就官方所謂正史的“二十四史”來說，就足夠一個讀書人讀一輩子，舉出其中的任何一方麵，其治人精深獨到之處都會令別的民族瞠目結合。不過，其中最精髓的部分還是那些關於人心所向的結論：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
西周建立之後，經武王、尤其是周公的努力，為其鞏固和發展奠定了基礎。傳至成王和康王，國勢益強，天下安寧，史稱“成康之治”。可是到了西周的第六代君王懿王之時，王室已經顯露出了衰象。到了第九代君主厲王，形勢就一發不可收拾，其原因直接與周厲王有關。
周厲王“好利”，把個人的利益置於階級和國家的利益之上，由此而任用“好專利而不知大難”的榮夷公，引起了朝野強烈的不滿。所謂“專利”，就是利用國家的權力控製生產資料、商品的生產和流通而從中獲利。當時的大夫芮良夫，已經看出了這種醜惡的行為將會給國家帶來嚴重的危害，進諫厲王說：“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怒其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於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
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
話已說到了“周必敗”的地步，可對已經利令智昏的厲王，完全沒有作用。他進而“以榮夷公為卿土，用事。”對這種置國家利益於不顧的做法，不容國人沒有責難，“國人謗王”，是所必然。
麵對這種朝野上下沸沸揚揚的局麵，周厲王采取了錯誤的對策——禁止一切批評的言論。他從衛國找來了一個巫人，“使監謗者”。非議者如被發現，即“殺之”。這樣一來，“國人莫敢言”，但仍“道路以目”。周厲王隻看到表麵現象，沾沾自喜地對召公說：“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卻很清醒，他看出在這表麵平靜的背後隱伏著嚴重危機。他告訴厲王說，這隻是高壓的結果，但是：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民之有口，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其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
道理很淺顯，接受起來竟如此困難。結果仍是“王不聽”，於是“國莫敢出言”。這種狀態好歹維持了三年，一場壅之於口而發之於心的大風暴終於發生了，國人“相與畔（叛），襲厲王”，把他抓住，流放到彘地（今山西霍縣東北）。最後他就死在那裏。這次事件，史稱“國人暴動”或“流王於彘”。此後，西周王朝雖有“宣王中興”，但王室因受到沉重打擊，衰敗的頹勢已不可挽救了。
點評：
能對時局作出敏捷的反應，不可謂不“勤”。但他隻是把國家的權力作為滿足個人欲望的工具，奴役民眾，大失民心，最終的下場當然就可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