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宗祿很高興。二十多年前，他們那次見麵，談到1945還是1948那個兩人之間原則的也是敏感的話題，孟宗祿話中有話地說：“你說是1945年，可是十多年了，你還沒有找到當初派你到西安的盛誌光，這就基本可以認定，沒有什麼證據能說明你是盛誌光派出的。”呂出那次回答說話多少咄咄逼人：“孟廳長，當時是在戰爭情況下，盛誌光不可能告訴我有關他的較多情況以便日後查詢。可是即使如此，你，還有其它人也沒有證據證明我不是盛誌光派出的。”現在，從1945年到1984年，三十九年過去了，呂出大概早已經對找見盛誌光不再抱有希望，他們之間的那樁曆史懸案隨著盛誌光的永遠消逝也就應當冰釋了。
“那麼，我看就放在新疆吧。我組織班子。這次，不光是寫文章，要拍電視錄象，要錄音，還要搞一套完整的曆史資料。”
孟宗祿很興奮。
……
呂出自有他的想法。他不回避曆史，他的曆史是他光輝的一頁，是小組成員共同光輝的一頁，他沒有權利在自己還活在人間的時候，讓這頁光彩奪目的曆史無聲無闃地埋沒掉。那樣他對不起大家，對不起小組其它成員，也對不起他自己。他決定很好地利用這次機會。
著名的葡萄溝吐魯番的葡萄正濃綠可愛的時候，一行人風塵仆仆來到了新疆。孟宗祿沒有來，他派了一位孫副廳長帶隊，隨行人員中有孟影，還有幾個記錄的和寫材料的。徐學章也隨同來到。
會議也提前通知了薛浩然和王冠洲。
除了故去的李福泳，小組成員在星零飄散了幾十年以後又相聚一起。
王冠洲這時已不再遣返盲流，他又遇到了一個貴人相助，這個貴人是個民族幹部，民政廳的木薩廳長。木薩廳長經常到盲流收容站去檢查工作，王冠洲的為人和工作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木薩廳長到民委當主任，他帶著人的同情心和憐憫心對愁苦的、過早有了老態的王冠洲說：“年紀大了，不要再東跑西顛了。”是的，王冠洲老了，王冠洲跑不動了，但其時，王冠洲才五十出頭。一個男人的五十歲，秋陽正好，精力還充沛，人生經驗已豐富，正常情況下，還可以再搏擊一次人生。但王冠洲的五十歲，已經步入了晚年，他似乎垂垂老矣，暮年過早地降臨到了他身上，他舉止緩慢遲鈍，說話也顛三倒四，除了個頭還算高大，他的整個人的形狀，從外形上，再也看不到年輕時的王冠洲的影子。當年清澈明亮的眼睛被苦難的歲月蒙上了一層永遠去不掉的厚厚的陰翳，當年棱角分明的臉龐也被愁苦打磨得隻剩下兩個高高突起的顴骨……木薩廳長帶著王冠洲走馬上任，別人以為木薩廳長帶來了個“筆杆子”，然而一份文字通順的報告王冠洲已經起草不了；每逢有重大活動，王冠洲還必須有專人“陪”著。王冠洲很快成為新單位的一個沉重包袱。“曆史不清，又沒能力……”人們在攻擊王冠洲的同時也攻擊著同情了他的木薩廳長。這裏沒有一個人會知道、知道了也不會相信和無法想象當年王冠洲是怎樣機敏地在敵台群中給共產黨發送情報。
新疆會議對王冠洲可能會是一次澄清和說明？
薛浩然在郵電局女職員都不知道的南疆偏僻縣莎車度過了他大半生的光陰。或許莎車過於偏僻，屬於天高皇帝遠孟宗祿鞭長莫及的地方，“特務通訊”一案唯獨沒有實質性地波及到薛浩然，但薛浩然的“舊經曆”當文革那場災難到來的時候他仍然難以幸免於難。薛浩然脖子上掛的大牌子上赫然地寫著“曆史反革命”，這個“曆史反革命”在莎車熊貓似的寶貝，革命者把他第一個發現出來，給他掛上鐵板做的大牌子，鐵板上再用焊槍打上眼，穿上細而堅韌的鐵絲。薛浩然象被搶繡球似的在莎車縣各革命組織之間搶來奪去輪流坐莊批鬥遊街。鐵絲深嵌進他的皮肉裏，滴滴鮮血順著脖子流淌下來，象一道道鮮豔奪目的潺潺的涓涓細流……
新疆會議到來的時候，薛浩然剛擺脫了那場惡夢，他從莎車回到了烏魯木齊，作為莎車縣人大副主任，享受著副廳級的待遇。
新疆會議，薛浩然不抱奢望。
……
呂出驅車，去接薛浩然。當年他倆一起赴韓城，小組成員中隻有薛浩然那次被孟宗祿截留住和孟宗祿有過接觸。呂出想要和薛浩然好好談談。他們也該好好談談了。幾十年沒有好好談過，這次，孟宗祿派員來新疆，他發展的小組最早的一個成員、當年與他同擔風險共度生死的薛浩然會有什麼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