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中田說：“因為我想明白了，死要麵子不利於改正錯誤，隻會使麵子越來越小；掩蓋問題不利於解決，隻會使問題越積越多；有沒有錯誤，有沒有責任，有沒有問題，老百姓能看清楚，愚弄百姓最終要付出代價。”
繼續交談中，蔡中田也終於明白，高德兩次被嚇病原來都是假裝的。第一次裝病，高德躲過了高報瞞產數字，使勝橋大隊原本不足的種子糧、口糧未像其他地方那樣交個精光；第二次裝病，轉移了公社領導對自己的注意力，手中的糧食未被逼出。高德兩次裝病沒有白費心機，勝橋大隊鄉親們在這場大饑餓中的死亡人數全社最少。
蔡中田問高德，那陣子“反瞞產”風頭正盛，連我這個當縣委第一書記的都不敢馬虎。而你手中有糧不報不交已經不是小事，又裝瘋賣傻等於拿領導當猴耍，真查出來，開除黨籍都有可能，你想沒想後果？
高德回答，那時候隻想讓鄉親們少挨餓，隻要能保住糧食，自己受再大的打擊也不在乎。
蔡中田對高德原本沒有好感，認為他如此怕事，軟蛋一個，完全沒有共產黨員應有的勇敢精神，讓這種人當支書真是白瞎。現在他不得不另眼看待高德，認為高德是個既有勇氣又有智慧的好支書。
“×你媽，我說呢，第二次裝病時你們公社有個領導建議撤了你支書職務，你們公社書記就是不同意，還說‘高德德高’。你果然是個德高之人。”蔡中田又開罵了。高德自然明白，縣委書記這句罵語出自內心的興奮，也表達了對自己的敬佩和讚賞。
走趟嵖岈山，蔡中田心情見好，這自然與向生產隊長朱遂平、大隊支書高德當麵“謝罪”排遣了心中的部分苦悶有關。當然，亂石填胸般的感覺遠未消失，他還有許多“搬石頭”的事情要做。
接著幾天他又轉了幾個公社，一個新的問題讓蔡中田無法釋懷：“民主革命補課”抓走大批基層幹部，連生產隊長都基本抓光了，從中央、省委、地委機關下派的大批幹部取而代之，卻對農業生產指導不到點子上。生產受影響，倒黴的不還是百姓嗎？
蔡中田打電話向主持地委工作的張樹藩專員建議：盡快放出生產一線的基層幹部，種地離不開這些行家裏手。
張樹藩何嚐不想如此，因為他也清楚“民主革命補課”擴大化了，不該抓的人抓得太多了，影響生產是肯定的。但搞“民主革命補課”是中央的決定，這項工作由中央工作組負責，他一個地區行署專員對此無能為力。所以他對蔡中田說：這不是件簡單的事，急不得。
蔡中田聽得出張樹藩似乎對自己的建議並不熱衷，想多說幾句又覺得電話裏講話不方便，於是幹脆驅車直奔地委麵見張樹藩。
蔡中田當麵對張樹藩說，中央搞的這個“補課”也許有必要，但搞這麼大的規模肯定脫離實際了。這幾年因為脫離實際釀成這麼大的禍害，為什麼撞到牆上還不改？眼前最缺的仍然是糧食，而大批基層幹部——大隊支書、生產隊長被抓去“補課”，生產不要了？如果繼續歉收，老百姓繼續挨餓，這種“補課”有啥用！
張樹藩告訴蔡中田，在決定“民主革命補課”對象時，他就對“擴大化”提出了反對意見，結果遭到省委領導的嚴肅批評，差一點被戴上“抵觸中央決定”的帽子。
蔡中田說：“你一向敢說實話，即便帽子漫天飛時期，你也沒怕過，比我強，我服你。但現在我敢說實話了，你為什麼膽子變小了？地委九個常委抓了八個，就留你一人主持工作，這時候你不站出來說話誰會說？”
張樹藩說：“話是要說，但得等待時機。現在中央、省委都把‘補課’看成天大的事，這個節骨眼找他們講這事不等於放屁嗎？這可不是膽大膽小的問題呀。”
蔡中田覺得專員的話也有點道理，問題是，很快就到種麥的季節，你等“時機”，季節不等你，不抓緊反映情況要誤事呀。他急切地說：“不管有多少困難，等種麥時生產骨幹不能還忙著‘補課’，不然，我也學楊守績，給毛主席發電報。”
送蔡中田出門時天已擦黑，張樹藩望著蔡中田遠去的背影，思緒萬千。他想到，這位膠東漢子原本性格耿直，作風樸實，但前幾年變了，和許多人一樣，也學會了跟風，沾染了吹牛、浮誇、極“左”的毛病。當然，這是不正常的政治環境造成的。所幸，這場大災難使他覺醒了，不但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還懂得努力彌補自己的過失，這種變化難能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