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遂平最好的地塊再多也不過畝產兩三百斤，這個數字顯然體現不出人民公社的“風采”，而說多了又怕太離譜，幾個人左右為難，意見難以一致。最終，大家還是把思想統一到“為人民公社爭光，為黨爭光”上，決定選多畝最好地塊，打多少是多少，都算成2畝9分地的產量。
“為黨爭光”的熱情促使他們連夜突擊收割麥子，過完秤，總共11178斤，按29畝算，平均畝產3854斤，扣除點麥餘籽，按3530斤上報。第二天（1958年6月12日），《人民日報》便發表了新華社記者方徨的報道：衛星公社2畝9分小麥畝產3530斤。
當天，縣委大院鑼鼓喧天、鞭炮齊鳴，縣委第一書記蔡中田竟不知為何。當地委秘書長把《人民日報》舉到蔡中田眼前，他才恍然大悟，於是極不高興地罵道：×你媽，我是縣委第一書記，怎麼從沒聽說過此事？這樣高的畝產，不是哄騙人嗎？！
而地委秘書長說，這是“政治產量”；地委第一書記路憲文說，這是獻給人民公社的一份“厚禮”。蔡中田隻好“向政治靠攏”，不再作聲。但他背地裏還是給嵖岈山公社書記打去電話，說：哄鬼的事，誰會真信？以後別再幹了。
蔡中田最初隻是把自己地盤上放出的這顆“衛星”視為假貨，雖覺臉紅並未過分在意。意外的是，這顆“衛星”竟引來全國“星光燦爛”，各地的“衛星”越飛越高。更意外的是，虛報糧食產量引發糧食高征購，高征購引來“反瞞產”運動，“反瞞產”造成百姓家中粒米不存，最終導致大荒之年成千上萬的人在饑餓中死去……他不得不覺得，自己領導的遂平縣在全國起了個壞頭，自己作為縣委第一書記實在難辭其咎。
的確，嵖岈山的“光彩”在蔡中田心中已漸漸淡去，隨之而來的是亂石填胸般的痛苦。他此次前來，就是想做幾件“搬石頭”的事情，以遣心頭之愧。
蔡中田此次最想見的是兩個人，一個是生產隊長朱遂平，另一個是勝橋大隊黨支部書記高德。因為他在“反瞞產”運動中到此“挖糧”，讓這兩人受了不小的折磨。
1959年冬天，嵖岈山人民公社糧食已被征購一空。蔡中田極為發愁，給地委領導打電話彙報情況，希望地委能夠減輕糧食征購任務，但地委領導大吼：當前糧食問題上兩條道路的鬥爭十分激烈、你死我活，嵖岈山人民公社是聞名全國、全世界的地方，怎麼也發生“鬧糧”問題？這是兩條道路的鬥爭，必須狠狠打擊“鬧糧”的不法分子；私分瞞產是普遍的，多數是在幹部組織領導下進行的，他們藏糧食從天空到地下，從山坡到河溝，從村內到村外，這是造成糧食緊張的主要原因，要開展對“觀潮派”、“秋後算賬派”、“極右派”的鬥爭，不要手軟，要狠狠地鬥，狠狠地批，把糧食挖出來。明天，你們遂平縣要組織一個“挖糧報喜”的高潮，向地委報喜。否則，以違反黨的組織原則論處。
平心而論，蔡中田對地委領導的“瞞產論”極不服氣，因為他十分清楚自家縣的家底，高征購後糧食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程度，哪還有得可挖？何來“瞞產”之說？眼下連口糧都告急了，地委領導卻要他“組織一個‘挖糧報喜’的高潮”，蔡中田對此極為反感。但他又不得不落實指示，因為“以違反黨的組織原則論處”那句話令他不敢輕視。
蔡中田急忙趕到嵖岈山人民公社“挖糧”。他把全社的大隊、生產隊幹部都集中起來，嚴厲地講：“我們要下決心、下狠心把糧食挖出來，不留一點死角。該鬥的鬥，該捕的捕，不能手軟，更不能姑息遷就。誰庇護他們，就連他一塊鬥。”看得出，那時的蔡中田也“左”得可以。
勝橋大隊黨支部書記高德聽了蔡中田這番話，當場栽倒地上，昏迷之中還不停地念叨：“沒糧食，真沒糧食了……”在前不久縣裏召開的三天“反瞞產”大會上，高德已經被嚇病了，在家吃了幾天藥剛剛見好，沒想到又受驚嚇。
有人舉報生產隊長朱遂平藏糧500斤，朱遂平不認賬，立即遭到一陣拳打腳踢。朱遂平倒在地上，還是不招，又被一根細麻繩捆了個結實，吊在空中……
那次“挖糧”的成果隻是一組空數字，並沒得到一粒糧食，這也在蔡中田的意料之中。而蔡中田自身得到的卻是“負罪感”——當場看到一些群眾遭受無情打擊，心中隱隱作痛，卻沒有製止，因此隻覺得自己對群眾犯有“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