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塞得港忙於碼頭擴建的載石船，也在它們笨重的樣子中，透露出它們不馴服的祖先的性格。它們都是駱駝鼻子形的單桅帆船的子孫，單桅帆船是一切惡行之母。但在刺眼的陽光中與之重逢不失為一件快事，它們的每一根繩子每一塊補丁都沒有變化。
老塞得港已經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幾公頃的新建築，在此你可以隨意漫遊而不會被士兵阻攔。
兩三個舊建築保留了下來；據說有兩三個老麵孔還在，一張熟臉出現了——飽經摧殘然而令人尊敬——僵硬地令人尊敬。
“是的，”熟臉說，“我一直在這兒。我掙到了錢，我死後就回祖國埋葬。”
“為什麼不在死前回國，老熟人？”
“因為我已在這裏住得太久。祖國隻是個適合死後埋葬的地方。”
“現在你幹什麼？”
“什麼也不幹。我靠租金生活——租金是我的收入。”
想象一下！冷冰冰地生活在連續不斷的電影鏡頭一樣興奮而緊張的遊客之中；看著巨大的汽輪，日日夜夜進出港口，像鐵路貨車一樣，輪船上沒有任何人會知道你或想到你；你漠不關心地用五六種語言交談，但卻沒有祖國——對任何土地都沒有興趣，除了在歐洲大陸保留一塊墓地。
大雨過後的夜晚顯得陰冷，水淹了一半的街道散發著臭氣。我們這些士氣高昂的遊客依然成群結隊地遊逛，想趕在火車發動前盡量觀光一番。我們大多數都錯過了運河公司的花園，那碰巧是東西方令人不快的確切的分界點。
分界點是一圈向天空挺立的棕櫚樹。直到此時，對家鄉的記憶以及來自同一背景的旅伴都讓第一次外出旅行的年輕人感到舒服從容。但是，到了蘇伊士運河，他們就得麵對不同的事物。通常，那些最意趣相投的人在這裏下船。那些要繼續旅行的年長者聚在一起開始談論工廠；船上沒有報紙，隻有路透社剪報；世界顯得如此之大而且以自我為中心。你去散散步，發現這一小塊保留地，小徑兩邊是院門緊閉的舒適的房屋。然後，你開始疑問——如果此時又是暮色蒼茫——何時在歸鄉的路上再次看到這些棕櫚樹？然後，思鄉病，徒勞的悔恨，愚蠢的承諾，無力的絕望，加上陌生土地的氣味，抑揚頓挫的異域口音，都和黑夜的大潮一起把你與世隔絕，你感到孤立無助。
十字路口和駐足停留之地是鬼魂和惡魔喜愛出沒的地方。他們在塞得港運河公司的花園裏等待著初次出門在外的年輕人。
另一方麵，如果他運氣好，從家族手裏繼承了東方，就像有些家庭在東方服務了五到六代那樣，他在這個花園裏就不會遇到食屍鬼，他從等待他的善良的東方魂靈那裏獲得的隻是無保留的、友好的、大量的歡迎。園丁和看守人的聲音聽起來就像他父親房子裏仆人的問候；夜晚的氣味及開放的木槿花和一品紅，一下子激活了他的舌頭，他說出了自以為已完全忘記的詞彙和句子，他回到船上的神氣就像王子回到他的王國。
我們的旅伴中有個年輕的英國人，剛剛得到他一直渴望的封地——蘇丹極偏遠南部的一塊原始荒蕪之地。他的薪水隻有一個議員的三分之二，卻要麵對能把一個自尊的工人嚇倒的生存條件，一年之中，他能見到的白人大約也就有半打，不可避免地，他將患上兩種熱病。他為得到這個工作付出過辛勤的努力，是因為一位朋友的話打動了他，朋友說這是一種“相當體麵的為國服務”。現在，他迫不及待地要去喀土穆，報到上崗，全心全意地投入工作。如果他運氣好，他將得到一個地區，那裏的人們如此品行端正，以至於根本不穿衣服，如此無知，以至於從不把烈酒當回事！
把我們帶到開羅的火車從外觀和附件上來看，都和南非火車是一家姊妹，為此我喜歡它，但對美國人來說，就是一種磨煉。美國人因為習慣了臥鋪車，所以很難理解外廊、結實的隔間等概念。一個標準化的民主問題似乎是一旦他們擺脫了標準，就喪失了支撐。從前，火車不會把人丟下，行李錯放的情況也極其罕見。處理任何事情都有一個特定的慣例，一個人隻要順從這些儀式並保持安靜，他就和其他人一樣將得到應有的照料。現在的人們不會相信這個。我看著他們徒勞地跑來跑去，因想要趕在鄰居前麵弄得自己筋疲力盡。
這是發生在餐車的一個片段：“喂，聽著！我和朋友要在這張桌子吃飯。我們不想分開坐，而且——”
“你有服務編號嗎，先生？”“編號？什麼編號？我們想—在—這—裏—進晚餐，我告訴你。”
“你在第一次服務時會得到編號，先生。”
“怎麼會那樣？老天，我從哪裏可以得到編號？”
“第一次服務時，先生，我將給你一個座位的編號。”
“明白，但是我現在要在這裏進餐——現—在—。”
“我們還沒準備好，先生。”
等等，等等；要求和反要求，進攻和反進攻，每個詞都被神經質地強調出來；最終，他們在有空位的桌子旁進了晚餐，迷失在一個新世界當中！我們車窗的一邊是黑暗的荒地，另一邊是黑黢黢的運河上夜行船那怪異的桅燈。然後是城鎮，用電燈照明，由雜七雜八的委員會統管，做棉花生意。這樣的城鎮，如紮加齊格（埃及東北部城市），它留給一個小男孩的最後記憶是車廂失火了，他被人舉出車廂，放到一堵刷白的牆下，頭頂是直視他的星辰和無邊無際的虛空。因為還是孩子，他不覺得擔憂。真正烙印在他睡意朦朧的腦海裏的是這個地方荒謬的名字和他父親的預言：他長大後，將乘坐巨大的輪船回來。
所以，他生命中有關“紮加齊格”的記憶，都跟一座磚房和一盞油燈跳動的火苗，一個充滿眼睛的夜空，一台在世界盡頭沙漠裏掙紮咳嗽的機車連在一起。當坐在一輛有餐館的車子裏顛簸著穿過幾英裏長的燈火輝煌的街道和工廠時，這些記憶又重現他的心頭。吃飯時，沒人抬頭關注一下這個卡薩欣之戰和特爾齊伯爾之戰發生的地方。畢竟，他們為什麼要這樣？戰爭過去了，即將誕生的新一代會說：“我能記得在工廠和架空電線誕生之前的岡多科羅（或厄爾奧貝德或一些做夢都想不到的阿比西尼亞迷情搖滾）。是的，我記得那場熱病——真正的熱病！”
但代溝並不比今天的紮加齊格和昨天的紮加齊格之間的差距大，不比沃格霍恩中尉時代穿越大陸的馬車和把我們閃電般送到開羅旅館的閃閃發光的汽車之間的差距大，我們的汽車正經過看起來像馬賽或羅馬郊區的地方。
要了解一個新城市不能光靠晚上的印象，一定要留到早晨才做出判斷，“在白天，”就像明白易懂的《古蘭經》所寫的，“你有很多時間去消磨。”我們的窗戶麵對河流，但我還沒走到窗口，就聽到鳶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這些偷偷摸摸的賊一路上伴隨我們，此時，正在注視從開羅到加爾各答每一座院落和營地裏英國人的早餐。
窗下傳來聲音——詞語不清，口音令人惱火地熟悉。一個黑孩子用腳趾當手指，爬上船傾斜的主桅杆，把身子剛好堵在窗戶的框架之中。接著，因為他感到高興，就放聲高唱，鳶鳥群就在他周圍盤旋。我們的陽台下麵，尼羅河滾滾奔流，在陽光下閃著金光，在勁風中泛起皺紋，一群嘎吱嘎吱響的貨船正在等待一座吊橋升起。
在硺石砌成的碼頭上，一排出租馬車馭者，懶洋洋地靠著，打趣逗樂，同時修理自己的馬具，完全是一副東方無拘無束的態度。他們周圍的地麵上滿是斑斑點點嚼過的甘蔗殘渣——炎熱氣候的第一個跡象，世界其它熱帶地區都是這樣。
一隊麵色粉紅得令人驚奇的軍人（昨天你不會注意到這些）從翻騰的機動車和沸騰的駱駝群之間，浩浩蕩蕩地經過縱梁大橋；整個穿長袍、衣袖寬鬆的穆斯林世界都醒來了，忙碌著自己的生意，對於黎明就起來禱告的人們來說，這是切合實際而又適當的。
我匆忙越過大橋，去遠遠的對岸聽棕櫚樹在風中歌唱。它們的歌聲就像椰子樹的歌聲一樣高貴，在它們背後猛力推動的北風也如同貿易風一樣慷慨大方。這時出現了一個送葬隊伍，很淺的簡易小床上躺著被單包裹的屍體，扶靈者腳步輕快敏捷，（如果死者是個好人，越快地埋葬他，他就越快地進入天堂；如果死者是個壞人，也要為家裏人的緣故快快地把他安葬——就像先知穆罕默德所說，這樣做是免於送葬者哭泣太久，感到饑餓。）婦女們跟在靈柩後麵，張開手臂慟哭，男人和孩子高低起伏地哼唱。
他們讓人想起來自印度拉合爾城塔克薩裏門的送葬隊伍，也是這樣清冷的早晨，他們正在去往河邊的伊斯蘭教墓地。戴麵紗的農村女人，肩並肩地拖拖拉拉地走著，胳膊肘碰著臀部，有說服力的右手轉來轉去，手掌向上，以加強她們哭喊的每個語詞。她們和旁遮普種田人的妻子們沒什麼兩樣，隻不過她們穿戴不同的手鐲和拖鞋。一個膝蓋骨粗大的年輕人，正坐在一隻高高的驢背上，二者都佩戴著護身符，以避開邪惡之眼。該年輕人正在咀嚼一根有三尺長的略帶紫色的甘蔗，這讓我羨慕並升起一股令人舒適的懷鄉之情，雖然埃及的甘蔗沒法跟孟買的相比。
歌唱的棕櫚樹下是各色人等。勤務兵、小販、運水人、清潔工、雞販子，一個小女孩手持大棍，正對一隻藍眼睛、石板灰色的水牛說話。打理得很整齊的花園樹籬後麵，蹲著園丁，正在用鋤頭漫不經心地挖一條溝。一個皮膚棕黑的警察倚在路燈柱上，嘴部和鼻孔的一絲特征顯示他有阿拉伯血統，他相當無動於衷地看著兩個趕驢人在激烈爭吵。一個努比亞人睡在兩個爭鬥者之間。二者中的一個不小心踩到了努比亞人的肚子。努比亞人咕噥了兩聲，用胳膊肘支起身子，轉動了幾下眼球，說出幾個完全沒有感情色彩的字。兩位鬥士停止了爭鬥，套上挽具，離開了戰場，那個努比亞人又迅速進入夢鄉。這是真正的生活，比滿沙漠的木乃伊值錢。就在這一切當中，一艘客輪逆尼羅河流而上，鳴著笛，翻卷著浪花，把遊客載往阿斯旺市。從這個努比亞人的角度來看，這艘船，而不是他自己，才是真正的奇跡，就像船後麵瑞士人經營的旅館一樣了不起，可能旅館的電梯還是這個努比亞人幫助修建的。小精靈和惡魔，黃金寶藏的守護神，扼死和壓扁魯莽的尋寶人；在開羅深巷中與死亡很久的魂靈邂逅相遇；做夢也想不到的晉職以及突然燃燒的愛，都是這裏任何可敬的人的日常生活。但那些地中海彼岸的白人，和他們不戴麵紗的女人一起，成群結隊地到來，建造高高的房屋，通過電話線交談，在河裏上上下下地奔竄，坐在駱駝和驢背上像發了瘋一樣，被迫用雙手扔下銀幣——一會兒像個孩子，一會兒像個魔術師——所有這些對於這個努比亞人的心靈感官來說完全是出自《一千零一夜》的故事。無論如何，這個努比亞人的心智是完全健全的。吃飽喝足後，就在神的陽光裏睡著了。我離開他，去往幸運的、被保護的、值得一看的開羅城。真主給這裏的男女以大量的精明和敏銳。人人皆知，這裏的小醜比大馬士革的小醜更靈巧；這裏的十二個警察頭目也比巴格達曆史上的警察更難對付更腐敗。這裏的老女人，更不用說年輕的妻子，可以騙過謊言之父。德裏是一個偉大的地方——印度的大多數集市說書人是從那裏得到冰雹一樣灑下的小錢的；但是當故事中的痛苦和陰謀發展累積到最高點，達到高潮，故事終止，緊張得喘不過氣來的聽眾停止把最後一點小錢撒落在麵前的坐墊上時，他就搖著頭和彎曲的食指，繼續說：
“有個來自開羅的人，埃及人中的埃及人，他——”聽眾就知道了，他們將要聽到一個真正邪惡的都市故事。
古老尼羅河上的一條毒蛇
現代的開羅不是個整潔的城市。街道肮髒而且建造得低劣，人行道沒有打掃，常常是損壞的，電車軌道與其說是鋪設的，不如說是扔棄在那裏，排水溝被疏忽了。人們理應從一個遊客每年花很多錢的地方期待更好的東西。假如說遊客是隻狗，至少他來時嘴裏含著塊骨頭，而這塊骨頭是每個人都想撿到手的。他應該有一個幹淨一點的狗舍。官方的解釋是旅遊業比起棉花工業，隻不過是跳蚤嘴裏的一小口肉。即便如此，開羅的土地用來種棉花是不是過於昂貴了？還是把它鋪設起來，清掃幹淨為好。有個當局應該負責市政工程，但它的工作又被所謂的“投降協定”削弱，陷入癱瘓。有人告訴我，開羅的每一個人（除了英國人，他們在這裏是最刻薄的白人），都有權利向其領事訴求任何能想得到的事由——從垃圾桶的清理到一具屍體的處理。由於幾乎每個人都要求體麵，因此每個國家都保留一個領事，於是，這個城市每一米、每一阿爾申阿爾申（arshin），土耳其長度單位，等於100厘米。、每一腕尺都有一個領事。而由於每個領事都熱衷於其國家榮譽，根本不屑於在基本原則上跟英國人計較，市政建設就進步緩慢。
即使太陽和風一起來擦洗衝刷，開羅給人的印象依然是不通風不透氣，細菌滋生。遊客話說得很多，你可能看到了，但長期的歐洲居民隻有在必要時才開口——聲音在平靜的水麵上傳得很遠。此外，整個事情的位置，不管是政治上還是行政上，本來就錯了。
這裏有一個不成其為國家的國家，實際上是一長條形的蔬菜農場，名義上負責一個不成其為政府的政府——一個與半死的帝國呈分離狀態的總督府，這個總督府與其說是被一種權力控製，不如說是被一個中介控製。這一中介因為年頭、習俗、敲詐勒索等原因，和歐洲六七個國家權力捆綁在一起，建立了各種所謂的親密關係，每個國家權力都享有這樣那樣的權利和特權，其國民卻似乎沒有一個對其負責任，當然，這個國家首先應該負責任。這是一個最簡單的輪廓。要填補細節（如果還有活著的人記得的話），其難度等同於向一個英國人解釋棒球運動或向一個美國人解釋伊頓公學的對牆踢足球遊戲。但這個遊戲確實令人著迷。這裏有法國人，由於被冒犯了，就用純粹的法語印製財政報告和布拉克博物館目錄的方式複仇；這裏有德國人，他們的要求必須認真考慮——他們無論如何也不會真正地滿足，但他們的需求卻能妨礙別人；這裏還有俄國人，目前還無足輕重，但以後他們的訴求會有分量的；這裏有意大利人和希臘人（現在尚相當滿意自己的狀況），心中充滿更高的財政需求和更精致的感情；還有一些埃及高官，他們隔一段時間就從巴黎回來，悲戚戚地問他們究竟屬於誰；還有埃及總管殿下，他絕對不能被忽視，還有忙得不可開交的婦女們；還有巨大的英國棉花蔗糖利益集團，憤怒的英國進口商，吵吵鬧鬧地要知道為什麼不能進入蘇丹，按合理的方式做生意，對他們來講，開發蘇丹的條件已經成熟，隻有政府看不到這一點。在這些相互衝突的利益和娛樂消遣之中，坐著汗流滿麵的英國官員，他們的工作是代表區區一千萬人做好灌溉、排水以及開墾荒地的工作，而他卻發現一條陰謀和阻撓擰成的繩索把他絆倒，這條繩索又分叉到半打的伊斯蘭後宮和四個領事館裏，形成看不見的網絡。所有這些都養育了一種所謂溫和、忍耐和對什麼怪事都不驚訝的習慣。
因此，對我而言，這就像在這裏的某個旅館裏觀看一個盛大的舞會。歐洲的每一個種族和半個美國都出場了，然而，我自認為我從中可以明顯地認出三個種類。第一種是遊客，興奮的他們衣服背後還殘留著船艙行李箱壓成的褶皺；然後是軍人和政府官員，他們事先已對夥伴了如指掌，因此隻說他們該說的話；第三種人，與另外兩種人相比，話音低一些，腳步輕一些，眼光更銳利一些，輕鬆自在，就像吉卜賽人置身於自己的營地一樣，半遮半掩地向朋友投遞幾句當地俚語，或一個會意的點頭，以他們部落共有的活力走動。例如，一個女人正用毫無瑕疵的英語和她的搭檔——一位英國官員交談。剛好在另一支舞開始前，另一個女人向她招手示意——東方的樣式，四個手指向下搖動。第一個女人於是走向一株盆栽棕櫚樹；第二個也向那裏移動，相互靠近，眼睛卻不看對方，棕櫚樹矗立在她們之間。突然，第二個女人開口說一種奇怪的語言。第一個女人眼光投向別處的同時，用同樣的語言快速而急促地回答，聽起來像大號鉛彈擊打僵硬的葉簇發出的哢噠哢噠聲。當音樂響起，搭檔走過來邀請她跳舞時，她的語調馬上變得與前者毫無關聯。她現在所發出的聲音是一種美妙的慢悠悠的長音。而另一種語言則是喉嚨的摩擦和廚房、集市的哢噠聲的混合。她走開了，第二個女人也立即消失在人群中。很可能，她們談的不過是音樂演出或衣服，但她們行為中的敏捷，貓科動物的偷偷摸摸和冷靜，閃電般迅速地在兩種文明之間穿梭往來，卻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記憶裏。
一個很蒼老的土耳其人的沒有血色的臉同樣留在我的腦海裏，這張臉剛剛經曆了謀殺的恐怖，他幾乎被手槍擊斃，但是，我聽說，他曾在他被殺死的同事的屍體旁邊，平靜地和殺手爭論，討價還價，直到那個年輕的殺手感到困窘，把他放了——讓他逃生到這個優雅的旅館的明亮燈光和音樂之中。
這種現代版的“阿拉伯一千零一夜”對於性格安靜的人來說太癲狂興奮了。我拒絕承認曾存在一個更理性的開羅——一個補鞋匠馬魯夫從法蒂瑪艾爾奧拉逃跑，來到這裏遇到神靈的城市。手藝人和商人坐在店鋪的木板上，身後是神秘豐沛的黑暗，狹窄的衝溝至肩那麼高的地方純粹被人流摩擦得發亮。穿鞋的白人經過時頂多用手觸摸一下，除非他是農學家。東方人要麼倚著什麼，要麼懶洋洋地靠著什麼，要麼蹲坐著，要麼行走時側身斜行，免不了擦到什麼。腳上光著的時候，身體就靈敏好動。此外，不論是買，還是做什麼與之有關的事，還是最終擺脫衝溝，都好像是不合適得體的。隻有那些衣飾合身的人才有時間去關注排水問題。我們這些寬衣大袖、靸拉著拖鞋的人，見了朋友，可以滿懷滿抱，唱個肥喏，然後加倍地殺熟。如果是買東西，必須用手摸一摸，做一個估價，如果一個愚蠢的遊客認為童叟無欺，真主啊，湊近看看我們是如何把他洗劫一空的！
我什麼也沒買。這個城市塞給我的寶貝超出我能攜載的能力。它從晦暗的小巷走出來，駱駝背上馱著陶製的盆盆罐罐；它在踢踢踏踏的驢背上，垂下的苜蓿草網包掩埋了半個驢背；它在孩子精致的小手心裏，他們正端著從小餐館裏買來的食物急趕回家，下巴頦抵著大淺盤的邊緣，眼睛因為責任重大而睜得圓圓的；它在頭上向外伸出的房間的燈光中，那裏女人雙手捧著臉，從離地板僅一尺的窗戶往外張望；在我投向每個院落的每一瞥裏，男人們在院子裏抽水煙；在新漆的房子周圍的垃圾和爛磚頭裏，這些廢物在等待某一天會被用來建築新的房子；在無處不在的紅黃色的無跟拖鞋的劈啪聲和滑動之中，尤其是，在美味的炸奶油、麵包、烤肉串和皮革、炊煙、胡椒、黃薑粉混合的氣味當中。魔鬼不能忍受燒糊了的黃薑粉的味道，但心智正常的人卻喜愛它。它還意味著把所有人帶回家的夜晚、晚餐、伸向食物的手、麵孔、卸下的麵紗，以及飯後長長的、忽明忽暗的水煙管。
感謝真主，他創造的世界如此多樣！讓我為旅行的種種好處感謝他，還為地球上輝煌的城市感謝他！即使喧鬧的古代巴格達的皇帝哈倫阿爾拉斯切得也沒享受到我那一下午所經曆的賞心樂事！確實，召集祈禱的方式，街頭上喊叫聲的語調，衣服的剪裁與我成長的地方有所區別；至於其它的，日晷上的刻度已為我後退了二十度，我發現自己對自己說，就像一個死人恢複了知覺後會說的，“我又回到了真實的世界。”
一些人天生就是伊斯蘭教徒，一些人被教育培養成伊斯蘭教徒，還有些人是因為命運使然。我遇到有的英國人討厭其它宗教，但還沒遇到任何英國人討厭伊斯蘭教和信伊斯蘭教的人們。常言說：有伊斯蘭教的地方，就有可理解的文明。
這時我們突然看見一座遺棄的清真寺，露天的院落周圍豎立著表麵有凹坑的磚砌的柱廊。它空空蕩蕩，但它的神靈還在，並一下子抓緊我們的喉嚨。基督教堂可能會有一些偶像及耳堂內的小禮拜堂，在這裏，那些墮落的和愧疚的人可以與隨和的聖人們交流。清真寺隻有一個講道壇和一條明白無誤的斷言——生或者死——隻有這一條。在這裏，人們幾世紀以來不斷地重複著這一信條，以至於現在，空氣還在為之顫動。
有人說，伊斯蘭教在死亡，沒有人會在意。另外一些人說，它可能在歐洲和亞洲枯萎衰敗，但過些年後會在非洲複興，並再次回歸。其他人夢想英國人會比任何人都理解伊斯蘭教，隨著時間的推移，伊斯蘭世界將認可並接納之，那時，世界將發生非同尋常的變化。如果你能去愛茲哈爾清真寺——開羅上千年的大學走一遭，就會做出自己的判斷。這裏沒有別的，隻有一個一個院落，被峭壁一樣的磚牆圍繞，炎熱的氣候也不能窒息其中的涼爽。人們從昏暗的門廊下進入，麵對更昏暗的回廊，自由自在，如同來到集市。這裏沒有咄咄逼人的用於教育的電子設備。學生坐在地上，教師大多口授教學。有語法、句法、邏輯、算術、代數、古蘭經評注，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傳統，然後是更多的伊斯蘭法典評注，任何科目，最終都導向古蘭經。（因為經上說，“隻有古蘭經是真正的神諭。”）這是綜合的課程。沒有人能完全掌握，但任何人都可以愛待多久就待多久。大學為平民百姓提供食物——我相信，每天達兩萬五千塊麵包之多，而且，如果你不特別要求單獨房間和一張床的話，這裏永遠都可以找到一個躺下身子的地方。沒有比這更簡單的了，鑒於特定條件，沒有比這更有效的了。近六百位教授，正式或非正式地代表了各種思想流派，指導著一萬到一萬兩千學生，這些學生來自東至馬尼拉，西至摩洛哥，北至堪察加半島，南及開普敦的馬來人清真寺的各式各樣的穆斯林社會。他們又散布到世界的各個角落，成為小學校的教師、清真寺的傳道人、著名的（歐洲人極少知道）律法學校學生、夢想家、信徒或奇跡創造者。最讓我感興趣的是一個來自印度邊境的紅胡子、凹眼睛的毛拉（伊斯蘭教神學家），他站在等待食物的一小撮人群中，就像一隻精瘦的獵狼犬站在一群牧羊犬中間。
還有一個清真寺，鋪設著華麗的地毯，燈火輝煌（這是先知不讚同的），在這裏，人們單調地喃喃祈禱，有時，聲音增大上升，在穹頂下麵回響，聽上去像鼓鳴或蜂群即將湧出熱乎乎的蜂房的嗡嗡聲。轉過牆角，我幾乎撞到一位不顯眼的步兵，他敞開著軍衣，夾著香煙，斜靠著欄杆，對著下麵的城市沉思。全世界駐守在要塞和城堡的軍人，都會在黃昏時登上高處，就像羊群在日落西山時自動回欄一樣，隻是為了最後看一眼周圍的環境。他們沉默寡言，並沉默地踩著光腳的東方人鄙視的石子路，嘎吱嘎吱地返回刷白的房間和規範的生活。其中一個人告訴我，他認為開羅很好。它很有趣。“相信我，”他說，“有很多值得看的地方，過後你還能記住它們。”
他說得很對。黃昏那紫色和檸檬色的煙霧、反射的日光，鋪展在搏動閃爍的街道之上，給城堡和沙丘戴上一副模糊的麵具，隨時要把一切混為一團，喚醒我心中的某些記憶。逐漸地，大路的遠處，開羅這個女巫投下了陰影，在我麵前舞蹈，多麼像我所知和所愛的一些城市啊！
這是個殘酷的雙重魔術。因為每一次我思鄉的靈魂屈服於異鄉的夢影，沉浸在倒流的時光時，我就記起了在遙遠的地方，身處陌生的聲音和氣味中的所有的人們所描述的孤寂的歲月和綿綿的思鄉情懷。
逆河而上
從前，有個被判了無期徒刑的謀殺犯。當他有時間反思時，給他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所有參與審判的人都是那麼枯燥乏味。
“那就像你去看醫生或牙醫，”他解釋說，“你來了，滿腦子是你的麻煩事，然後，你發現，你隻不過是他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估計，”他加上一句，“我死後看到的跟這個沒什麼兩樣。”
他說得有理。闖入任何一個地域或天堂，你都將在磨損的門檻那兒遇到值班的枯燥乏味的專家。
連續三個星期，我們坐在鋪著厚地毯、有很多椅子的甲板上，小心地與任何有關埃及的事物隔離開來，由一位適當得體的東方化的導遊陪同。每天兩三次，我們的船並靠到擠滿驢子的泥濘河岸。鞍座從一個船首的艙門被拉出來；驢子披掛了鞍具，像撲克牌一樣發放給每個人：我們騎著驢穿過莊稼地和沙漠，在叮鈴鈴的鈴鐺聲裏被引入一座寺廟，然後單調無趣地回到我們的橋牌遊戲和旅行指南之中。即便從舒適的角度看，且不提什麼可以懶洋洋地靠在襯墊上，生活都是無與倫比的。此外，由於我們這群旅客是美國公民——埃及在冬天應被納入美利堅作為臨時特區——一路上不乏趣聞軼事。占壓倒多數的是婦女，偶爾一兩個溫和的討好的丈夫或父親，明顯地忍受著過量的故鄉城市的信息造成的痛苦。我有幸看到這樣兩個人的會麵。他們堅決地背對河流，咬著吸著雪茄，連續一小時二十五分鍾不斷地發布他們城鎮的工業、商業、製造業、交通和新聞行業的統計資料——比如說，洛杉磯和紐約州羅切斯特市。聽上去像兩台收銀機在相互競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