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說去祁連縣的公路已經讓暴雨和泥石流衝壞，我們隻能找車先到張掖再說。掏四百元租了一輛翻鬥車，車主答應把我們送到黑河峽穀中段的柳樹園護林站，到那裏還需要再找車去張掖。黑河峽穀裏寒雨蕭蕭，我們告別了三個吐蕃特朋友和回族青年易布拉後，八個滿身是泥水、凍得發抖的人擠在駕駛室裏。眼前是讓人魂飛魄散的黑河大峽穀懸崖絕壁上的簡易公路。到柳樹園後，八個人分頭找去往張掖的車。沿途的路上我們不時遇到從山坡上滾下來的石塊和泥沙，必須不停地下車搬走石塊後再走。
在張掖歇了一夜，調整了隊伍，道爾旦舅舅和建林有事要返回夏日塔拉，安雪龍帶著我父親和二舅從夏日塔拉趕來，父親和我二舅是作為新的顧問而來的。我們又從張掖啟程，越過大霧迷漫的扁都口到了祁連縣。住了一夜後天晴了，天助我們！
我們驅車到烏蘭哈達——黑河畔高高的紅色懸崖，懸崖下麵就是堯熬爾人鄂金尼部落頭目的冬窩子，再往北叫做達爾罕塔拉。然後沿陡峭的盤山公路上了高高的達烏爾山半腰處，這條公路是近兩年因為要開采達烏爾山那邊的銅礦而修建的。我們到當年父輩們的夏營地停下了。當年著名的雪爾古鄂博就在旁邊的山坡上。微風從山脊草甸上吹來，雨後的天空藍得讓人不安，青色懸崖頂上疾馳著朵朵白雲。我父親和舅舅給我們講述著當年遊牧的路線和一些軼事。他們指著遠處白雲下的高山懸崖，說著老一輩人天葬的地方，一個家一個氏族地細細說著。我看見他們眼睛發亮，衰老的手顫抖著指向天邊。有多少往事會湧上他們的心頭。我知道這可能是他們最後一次看到自己童年和少年時代的故鄉了。時間就是這麼一忽兒。
我父親和舅舅說皂莢樹最多的萊納賀穀地去不了了，因為不僅還要翻越幾座陡峭的大山，還要涉過那條衝走人的潘傑爾河，再說20世紀50年代末至60年代“農業學大寨”時，祁連縣組織人把皂莢林幾乎砍伐完了。我父親說如果剩下一些皂莢林，也不會太多。我反複問他： “皂莢林真的砍完了嗎？”他認真而黯然地說，1979年左右他騎馬去的時候看見基本上砍完了，就算剩下也不會太多……
聽到這些後，我的心反而平靜了。
神州大地上一直是生產第一，經濟增長優先。20世紀大規模砍伐森林和開墾的時代已經告訴我，工業化和城市化已經告訴我，我父親和舅舅已經告訴我，難以越過的青大阪和衝走人的潘傑爾激流已經告訴我，還有那早已失去了的鮮紅的皂莢林也已經告訴我：那個皂莢林把整個山穀染紅的浪漫時代，確確實實離我們遠去了，那個“馬逐水草、人仰潼酪”的時代，那個人人都穿著羊毛長袍或皮袍坐在篝火旁邊講述英雄史詩的時代都已離我們遠去，先輩們的生活和寂靜的群山草原都在迅速成為傳說，甚至連傳說都沒有一個人知道。
回來後在縣城的街上，碰到的熟人問我： “你在張掖市買樓房了嗎？”我愕然無言以對，目瞪口呆地望著他，青大阪……皂莢林……樓房……
這麼多年我在群山草原間尋找的是什麼呢？是懸崖峭壁間那個風雨飄搖的帳篷那古樸之魅力嗎？是為了期待什麼非同尋常的事或是渴求什麼奇跡嗎？是尋求永恒的幻想嗎？是我因逃避而虛構或是將別的什麼掩飾在一個認真的借口之下了嗎？隻有這樣才能得到拯救嗎？這是我生活中唯一的夢嗎？這一切的意義用那片火紅的皂莢林中的辭藻才能說清楚嗎？
日本現代著名文藝批評家小林秀雄在談到美國生物學家卡森的著作《寂靜的春天》時說： “卡森將目光投向大自然的平衡。這樣的觀念是基於我們人類的情緒和愛情，與自然詩人的誕生一樣古老。或許應該說，我們人類與生俱來的直覺出現在現代科學家的分析意識中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我將之稱為審美的單一觀念。這種觀念是科學家無法像發明滴滴涕一樣，用複雜的分析和計算來創造的。或許這種抵抗是從意識的深處浮出意識表麵的。毫無疑問，我們內心世界裏也存在著某種與自然環境生活的動態的平衡非常相似的功能。這是從原始生物開始，在幾億年間不斷進化的生物的某種本能。”
在我當年錄製的堯熬爾民歌中，有這麼一首古歌：
天空被太陽燒得火紅
風送來皂莢樹的清香
為了看那紅色的晚霞
我騎著馬兒飛向天邊
……
一遍一遍地聽著，我能聽到歌聲中輕輕吹過皂莢林的風聲，天邊的晚霞和野營者孤寂的篝火。這首古歌中有一種早已被人們遺忘的自豪感和幸福感，這種自豪感和幸福感一下子占據了我的整個身心，其他一切變得毫無意義。這是一種像遼闊自由的群山草原，像青大阪懸崖上盤旋的蒼鷹，像黑河岸上那明媚的陽光，像壯士一去不複還的自豪感和幸福感。
一夢醒來頭全白。前方肯定還有看不見的激流和懸崖，但我的感官、意念和心境都進入了很平靜的狀態。有時，我會輕輕吹著口哨：
天空被太陽燒得火紅……
原載《西藏文學》2011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