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北兩個不同地點先後發現類似的帶有刻劃符號的陶片，若說有人刻意作偽，恐須拿出更加充分的證據才能服人。
龍虯莊南蕩文化陶文的發現可謂繼山東省鄒平縣丁公陶文之後又一次極為重要的考古發現。龍虯莊遺址的發現曾被評為“九三年中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中國文物報》在公布評選結果時，曾對龍虯莊遺址的刻劃陶文作了如下介紹：“在遺址上采集的陶盆口沿殘片上，有類似文字的刻劃符號，對探究中國文字的起源亦十分重要。”1996年3月1日，日本東京大學名譽教授鬆丸道雄先生在《朝日新聞》上發表《中國四千年前的文字？》一文，稱龍虯莊陶文是中國尚未公開的至寶。
丁公陶文、龍虯莊陶文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這在今天幾乎已經是定論，但遺憾的是，這些刻劃符號至今還未能釋讀。
類似的刻劃符號在全國很多地方都有出土，比較重要的有大溪文化刻劃符號、石家河文化刻劃符號、蚌埠雙墩新石器時代刻劃符號、崧澤文化刻劃符號、良渚文化刻劃符號、小河沿文化刻劃符號、西樵山文化刻劃符號、安徽淩家灘墓葬出土的玉版符號、汝州洪山廟仰韶文化陶符、澄湖黑陶魚簍刻文、馬橋文化的陶器刻劃符號等等。
若要列舉最具說服力、震撼力的新石器時代的出土文字資料首當其衝的恐怕要數近年公布的山西陶寺所出的扁壺朱書陶文了。“這件扁壺是1984年春季在陶寺遺址居住址第Ⅲ第三發掘區的一座陶寺文化晚期（約公元前2200年－前2000年）灰坑裏出土的。”1992年《考古》雜誌曾經披露了這一消息，但有關資料遲至2001年才由李鍵民先生以《陶寺遺址出土的朱書“文”字扁壺》為題正式公布出來。據李文交代：“朱書‘文’字扁壺出土於陶寺遺址灰坑H3403，為殘器，存留口沿及部分腹片。泥質灰陶，侈口，斜頸，頸、腹間分界明顯，腹一麵略平，另側明顯鼓凸，鋬作橋形，雙鋬相連在口部鼓凸一側。器表飾豎條細籃紋，雙鋬麵各有凹槽兩道。口長徑20.8、短徑9.2、腹最寬4.8、殘高27.4厘米。朱書“文”字偏於扁壺鼓凸麵一側，有筆鋒，似為毛筆類工具所書。另在扁平的一麵尚有二個朱書符號，不識。又沿扁壺殘器斷茬邊緣塗朱一周，當為扁壺殘破後所描繪。”所謂“偏於扁壺鼓凸麵一側”的那個是“文”字，這一點學界至今未見異議，而另在扁平的一麵的朱書符號究竟是一個個體，還是兩個個體目前還很難定論。有學者認為是一個字，釋為“昜”，與另一側的“文”字合讀作“昜文”，並將之與《尚書·堯典》聯係起來，說“‘昜文’亦即‘明文’。因為‘昜’的涵義是天氣晴霽，陽光照臨四方，其上從旦，與‘明’同訓。不僅如此，兩字之外，沿殘邊塗朱一周的界劃，可以表示四極以至上下，正有‘光被四表，格於上下’的寓意。”也有學者釋為“堯”，說“朱書扁壺上“文”、“堯”二字，大約可作為陶寺遺址歸屬的文字自證。因此，陶寺遺址很有可能是“堯都平陽”。
對於陶寺朱書陶文究竟應該作何解釋，相信學術界還會有不同的看法，但這絲毫不影響扁壺朱書的科學價值，扁壺朱書出土的最為重大的意義在於它的的確確是文字,是比殷墟甲骨文還早千年的文字。陶寺遺址還出土有小件銅器、陶龍盤、鼉鼓、特磬、玉鉞、彩繪木器等精美文物。“從1999年開始，陶寺的考古工作圍繞尋找城牆為中心，在2000年終於發現了陶寺文化中期城址的北牆，2001年確定了東牆和南牆，陶寺文化中心城址得以確定。陶寺中期城址呈圓角長方形，東西長1800米、南北寬1500米，中期城址總麵積為280萬平方米。”2003－2005年還發掘了陶寺中期小城內的觀象台，即祭天建築基址。這可謂是4000多年前的“天壇”。陶寺陶文與陶寺城址及其所出土的青銅器以及其它遺物一道，把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至少向前推進了1000年。有人認為還說：“陶寺考古發掘的巨大意義就在於,它通過對堯及堯的時代的都邑和墓葬遺址的發掘，尋獲了當時的大量文物遺存,從而使堯、舜、禹的時代不再是傳說,而是成為了確鑿的曆史。”
近些年來，新石器時代考古遺址層出不窮，讓人目不暇接。現在，可以自信地說，過去由於種種原因，人們對於中國文明起源的估計總是偏晚，現在看來，郭沫若先生在《古代文字之辯證的發展》中關於西安半坡刻劃符號的看法是具有遠見卓識的：“半坡彩陶上每每有一些類似文字的簡單刻劃和器上花紋判然不同，黑陶上也有這種刻劃，但為數不多，刻劃意義至今雖未闡明，但無疑是具有文字性質的符號，如花押或者族徽之類。彩陶上的那些刻劃記號，可以肯定地說就是中國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國原始文字的孑遺。”李孝定先生稱“半坡陶文是已知最早的陶文”，認為中國的文字在半坡以前就已經曆了象形、指事、會意三個發展階段；在各文化遺址中所發現的陶文，並不能代表各期文字的全貌。這些意見，無疑具有一定的啟發意義。
於省吾、唐蘭、李學勤諸先生將大汶口文化的陶器刻劃看成是文字都是很有道理的。
從最近考古材料看，中國文字的起源還有提前之可能。至少在7000多年以前的裴李崗文化時期就有原始文字性質的刻劃了。1984年至1987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在河南舞陽賈湖新石器時代遺址發現了刻符龜甲。“龜甲往往成組出現，龜甲內往往裝有數量不等、大小不均、顏色不一、形狀各異的小石子，有的龜甲、骨器或石器上有契刻符號。”
據發掘簡報稱：“以前在大汶口文化和下王崗早期文化的墓葬中，經常發現以龜隨葬的現象，龜腹內還裝有小石子。這次在賈湖中又有發現，為這種葬俗找到了更早的例證。在這些龜甲和隨葬品的骨器、石器上發現的契刻符號，很可能具有原始文字性質，其中一個符號，與安陽殷墟甲骨文卜辭中的目字極為相似。我們認為這些龜甲及契刻符號可能也與占卜有關。中原地區一向被認為是中華民族的主要發祥地，並最早進入有文字記載時期，安陽殷墟的甲骨文已是較為成熟的文字，在它之前應有一個相當長的發生、發展過程。這些契刻符號的發現，為研究漢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重要資料。”
發掘簡報的推度是慎重而有道理的。田昌五先生認為賈湖遺址所出土的龜甲刻符與“甲骨文的聯係是一目了然的”，這些龜甲刻符與殷墟甲骨的刻劃相差無幾。如果沒有地層關係做證，誰也不敢相信，這些龜甲竟是7000多年前的遺物。更令人驚異的是，該遺址還出土16支骨笛。經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黃翔鵬等專家對H282：20骨笛進行鑒定測試，知其已經具備音階結構，可以吹奏旋律，而且發音較準，音質較好，這或可以說明在七八千年前，我們的祖先已經發明了七聲音階。七八千年前我們的祖先不僅創造了光輝燦爛的物質文化，在精神文化上也具有如此驚人的創造。這說明，此時的語言和思維已經發展到相當高級的階段，已經具備了創造文字的基本條件。這些發現更進一步證實了中國古代文明是原生性文明，有著獨立的起源和發展。中國文字是土生土長出來的，並非像一些西方學者所說的：“《聖經》所載閃的子孫率埃及人來到中國，傳授了古埃及文字，中國人學的並不完全，自己又加上一些創造，結果成為另一種文字係統，就是漢字”。事實上，漢字的產生與古埃及文幾乎同時，傳播論者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
四最早駛入文明世界的三掛馬車
任何一種文明的形成，都脫離不了人類發展的普遍法則。任何一種文字的產生，必須具備一定的物質和文化基礎，文字隻有在語言和思維發達到一定程度時才有可能萌生，沒有語言就不可能有思維，沒有思維也不可能有文字，因此說，語言不僅是思維產生的前提，同時也是文字產生的前提。
文字是記錄語言的書寫符號係統，是有聲的言語的最重要的輔助交際工具。人類學資料告訴我們“音節分明的言語，顯然是到舊石器時代晚期結束時最終形成”。既然音節分明的言語最終形成於舊石器時代晚期，那麼，文字產生的時間無論如何不會早於此時。
前蘇聯著名學者B·A·伊斯特林從考古學資料、人種誌資料、一般社會學即生產力發展狀況和語言特點等幾個方麵，考察過文字產生的時間。他的結論是“圖畫文字的最終形成大概在新石器時代(大部分民族在公元前8000——前6000年起就開始進入新石器時代)或者甚至在銅石並用的時代”。“確實，幾乎所有流傳至今的古代蘇美爾文物(公元前4000年代中期)、古埃及文物(公元前4000年代末期)、原始印度文物(公元前3000年代)和古代中國文物(公元前2000年代中期)，都屬於這一時期，這些國家的民族正經曆著銅石並用時代和青銅時代”。
伊斯特林所依據的有關中國的考古資料主要是殷代甲骨文。最新的考古資料把他所定的中國文字產生時間大大提前，和古代蘇美爾、古埃及的文字產生的時間大體持平。古老的中國文字與古蘇美爾文和古埃及文字，實際上是並駕齊驅的三掛馬車，它們為創造世界文明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中國文明是原生性文明，中國文字形成與另幾個古文明的文字形成既有相同之處，又有所區別。從發生時間看，大體都在新石器時代，但中國文字的生長期似乎特別漫長，從公元前5000年起直至龍山文化晚期的前2000年，曆時三四千年。才逐漸成熟起來，而古蘇美爾和古埃及的象形文字發育時間沒有那麼長，似乎是在很短一段時間內迅速崛起的。所以，英國學者Diringer在《字母。人類曆史鑰匙》一書中寫道：“現在，某些學者開始懷疑埃及聖書字逐漸進化的假說的正確性。他們認為，在第一王朝埃及統一時期聖書字體係就已經產生，而且它是被一位熟悉文字的人當作一個統一整體一下子人為地創立的。”這種說法類似於中國流傳的倉頡造字的舊說，自然沒有多大的可信度。但無論如何，古埃及文字的形成期較短，肯定是事實。與之相比，中國從舞陽賈湖的裴裏崗文化遺址(七八千年前)到龍山晚期丁公陶文時代(或夏代)，才逐漸完成文字的蘊創過程。
中國文字雖然素以象形表意著稱於世，但從最早的考古資料看，中國原始文字的圖畫性遠遜於古蘇美爾和古埃及的象形文字，由約定符號演變而來的中國文字似乎特別的多，在原始文字中所占的比例比一般的大。中國原始的圖畫文字的數量就目前的資料看，並不算多，除山東大汶口文化所見的幾個符號比較特殊外，其餘的圖示性似乎並不很強。並且這種圖示性較強的符號又以山東、安徽、江蘇、浙江、上海、江西等地的出土材料比較明顯。而河南、河北、陝西、甘肅、青海等中西部地區似形成一個相對獨立的文化圈，這些地區所出的刻劃符號(權且稱為符號)筆劃以方折為多，少有曲筆和連筆。從裴李崗文化的賈湖遺址，到仰韶文化的半坡類型，還有秦安大地灣仰韶文化層、臨汝煤山龍山文化遺址、二裏頭文化、二裏岡、河北槁城等遺存所出的有關文字材料看，似乎有一定的共約性，可以構成一個發展序列。湖北大溪文化及屈家嶺文化陶符又自成一係。以山東為代表的東南部地區的陶文多有曲線和連筆。其中江蘇湖澄與崧澤文化陶文關係尤近。從陶文構造特點看，傅斯年先生“夷夏東西說”似乎不是沒有一點參考價值。俞偉超先生關於龍山、良渚文化的衰變的推測，也是值得我們重視的。他說：“四千多年前發生一次延續了若幹年的特大洪水，摧垮了龍山、良渚文化，才使黃河中遊的夏、商、周文化得以先後強大起來並征服其他民族，建立了我國最早的幾個王朝。”“也許還是因為這個原因，龍山文化的文字盡管可能曾經影響到夏、商文字的發生，但其自身後來卻消失了。”總的來說，夏、商文字似乎可與裴李崗文化的賈湖遺址的陶符對接，也可以說，夏、商文化與中原及陝西、河北等地區的古文化有較密切的淵源關係。從漢字整個發生發展流變的全過程來看，裴李崗文化的賈湖遺址、西安半坡的仰韶文化遺址、山東大汶口文化遺址、良諸文化遺址、鄒平丁公龍山文化遺址、偃師二裏頭文化遺址、鄭州二裏岡文化遺址所出土的文字資料，是很值得充分注意的幾個坐標點，它們可能在中國文字的形成中起著不可估量的作用。
總而言之，漢字體係本身就是一個耗散係統，它從七八千年前起就一直不斷地在生長和消亡著。它不斷地改善著自己的結構，以適應古老的中國社會和漢語的需要。它的發生和發展與華夏民族的發生、發展是密切相關的。許許多多的小部族經過爭鬥、妥協、撞擊、混合、交叉而生成新的博大的華夏民族，經過數千年的甚至更長的時間，最後逐漸彙合成一種獨特的民族文化。漢字也由分居在各地的先民們不斷地創造著、積累著，最終形成了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意音文字係統。漢字是華夏民族全體成員數千年智慧的共同結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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