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曾經看過印度電影《流浪者》，裏麵的一句經典對白讓我印象深刻：法官的兒子永遠是法官，強盜的兒子永遠是強盜。記得當時和社會輿論一起批評這句話，但隨著年齡和見識的增長，越來越覺得它很有幾分道理。
這並不是崇奉政治和社會學意義上的出身論、血統論。從公平、正義的理念出發，一個國家和社會應該盡可能營造平等的環境，消除各種歧視和特權，讓每一個人都有均等的受教育和發展的機會。而出身論、血統論正是與上述理念背道而馳的，應當受到批判和唾棄。
這也並不是否認古今中外一些子輩跨越父輩身份和階層的事實。在一個體製完善的國家或地區，這種“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現象並不稀罕。發明家愛迪生，來自一個農民和教師組合的家庭；而總統林肯的父親，隻是一名粗俗的林木工人。體製惡劣的環境裏類似情況雖然少，但仍然存在。明初的文學家宋濂出生於貧困人家，而幾乎同時的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父母都是赤貧的農民。
但是，這些事實並非曆史和現實的普遍現象。更多的事實是，一個人的成長與其父母和家庭密切相關。受過教育的父母，通常其思維觀念、行為習慣、價值取向等會不同於沒有受過教育的父母，他們一般從事著智力程度較高的工作，其視野會比較開闊，其經曆也會比較豐富，其人脈關係相對也更多。在對孩子的影響方麵，他們不僅更有可能有財力供養孩子的教育，而且更有可能在諸多方麵給孩子潛移默化的影響或者主動的培養教育，孩子成才的可能性當然要大些。思想家孔子的祖先為貴族，其父親叔梁紇曾做過魯國的陬邑大夫，盡管後來家道中落；曆史學家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精熟天文、史事，通曉諸子學術”，曾任朝廷的太史令（後司馬遷繼任這個職位）；音樂家莫紮特的父親利奧波德是一個頗有才華的小提琴家和作曲家，也是一位悉心教子的好父親，從莫紮特不滿三歲開始就教他讀書寫字彈琴；哲學家、政治學家、經濟學家密爾的父親詹姆士是曆史學家、哲學家、經濟學家，他完全依照自己的理想對兒子進行文化教育和思維訓練，在密爾三歲時就教他希臘文，八歲時教他拉丁文並特別注重對兒子的思想引導，“使密爾在初期教育中，一開始就比同時代的人多占了25年的便宜”。
當代中國高等院校招生情況很能說明這一問題。據統計，目前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重點高等院校，來自農村的學生比例在5%～15%，其他則來自城鎮，而盡管農村學生在整個高等院校學生中要占絕大多數。（當然這一現象包含著城鄉貧富差距過大、教育資源分配不公平等問題）
相信《流浪者》裏的那句話，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在分析上述事實和親身開展教育實踐的同時，我發現了一個重要的教育學、心理學規律，那就是：在兒童教育領域，外因主導內因。
通常來講，兒童的心智並不是成熟的，沒有獨立自主的特征，具有明顯的可塑性、模仿性，基本受周邊環境的左右。他天生並不具備是非判斷能力。周邊人物特別是父母的愛撫與憎恨、表揚與批評、獎勵與處罰、支持與反對、容納與排斥、崇尚與貶斥等行為、情感、價值和趨向，決定著孩子的行為、情感、願望等方麵的選擇。猶如拖在車頭後的車廂，孩子會在父母的帶動和左右下前進。父母如果喜歡讀書，又特別注意引導發展並且是用符合科學規律的方法來引導發展孩子的同樣舉動，孩子一定會成為愛讀書的孩子；父母如果是強盜，他們對孩子的開始是偶然的後來是經常的偷盜行為給予漠視、支持乃至讚揚、犒賞，孩子不成為強盜的可能性十分小。我國古代著名哲學家墨子說：“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正是說明了外部環境對人的性格個性的關鍵主導作用。
我國的兒童心理發展學簡單地依據某個哲學原理，認為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兒童自己本身的變化才是變化的核心內容，是變化的主體，如果不通過兒童心理的內因、內部狀況，教育等外部條件就無法起作用；外因隻是變化的條件，隻能一定程度地影響主體的變化；內因是第一位的，外因是第二位的。這種生硬的移花接木理論，違背了兒童心理發展規律，抹殺了千百年來兒童成長和發展的大量事實。很大程度上，它誤導了政治家和各類社會工作者，淡化了包括價值選擇、社會風尚、人文氛圍等內容的整個社會環境建設工作的重任；它尤其誤導了廣大教師特別是家長，不能充分看到教育的關鍵作用和神奇魅力。它就像空中的一團迷霧，遮擋了清澈、明亮、溫暖的陽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