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問“再雕塑”
三官殿
作者：孫振華
友人：2012年，你和冀少峰在湖北美術館策劃了“雕塑2012”——傅中望、隋建國、張永見、展望、薑傑五人展，時隔兩年，你和冀少峰再次聯手，為“三官殿1號藝術展”策劃了“再雕塑”——向京、史金淞、焦興濤、李占洋、陳文令、曹暉六人展。這大概不是偶然的，這兩個展覽之間，有什麼關聯呢？
孫振華：的確有聯係。首先，兩個展覽都屬於湖北美術館“三官殿1號藝術展”，這是一個年度性的當代藝術大展，展覽本身就有它的係列性和延續性。對雕塑而言，這兩個展覽先後出現，體現了當代雕塑的文脈，它具有一種承接和延續的關係，兩個展覽集中了中國當代雕塑不同時期和不同年齡段的代表人物。
“雕塑2012”的5位參展藝術家的作品，體現了改革開放後，當代雕塑走向自覺的過程，正是因為他們和其他雕塑家的共同努力，奠定了當代雕塑的基本的學術格局。本次6位參展雕塑家是2000年以後，中國當代雕塑界湧現的新一代有影響的雕塑家，在今天，他們承上啟下，和“雕塑2012”的那批雕塑家一起，共同成為中國雕塑當下最活躍、最有影響的雕塑家群體。
友人：在你看來，這次參展的6位雕塑家的共同點是什麼？他們和傅中望、隋建國這一批人最大的區別在哪裏？
孫振華：在藝術上，這次參展的6位雕塑家可能是不太適合做整體性描述的一組人，因為他們作品的麵貌差異太大。他們有沒有共同點呢？仔細分析，仍然是可以找到的。
這6個人屬於一個比較相近的年齡段，他們之間相差不到3歲，都是在1960年代末期前後出生的，受雕塑教育在1980年代後期和1990年代前期，而他們在藝術界產生較大影響應該是在2000年之後。
他們走向台前的時候，與傅中望、隋建國這批人當年所麵臨的情形已經不一樣了。2000年之後，當代雕塑的合法化地位已經基本形成，當代雕塑的基本架構也已清晰。它不再像過去那樣，被當作另類而排斥了。
更重要的是，中國當代藝術的機製已經基本形成：當代藝術可以比較順暢地和國外交流；當代藝術展覽和活動越來越多；畫廊、博覽會、拍賣會等市場機製也開始健全；圍繞當代藝術的藝術品的收藏人群越來越多；藝術媒介也越來越發達，當代藝術家能夠得到較好的推介……這一切非常重要，這批人得益於這個機製。我一直認為當代藝術是一種製度性、係統性的生產，當代藝術家離開了這個體係，很難有所謂的成功。
傅中望、隋建國這批人當年就辛苦多了。他們從事當代雕塑經過了一個比較長的摸索和探求的階段，在缺乏大環境和當代藝術的機製的情況下，他們經曆了轉型期諸多的坎坷或磨礪。所以，這6個人應該是生逢其時，他們是幸運的。
這兩批人都有著直接的師承關係，這決定了他們在總的價值目標上的一致性，但是具體在藝術語言和呈現方式上，各有不同，這正是他們的價值所在。
這6個人的自我意識更強烈，他們承負的傳統包袱更少，他們具有鮮明的個性，更強調個人的感受，他們更清楚個人要麵對的問題是什麼。傅、隋這批人在1980年代、1990年代前期所麵臨的最迫切的問題，是藝術觀念的變革，藝術的傳統和現代，如何看待西方和中國等等大的文化問題，他們需要不斷用自己的作品對這些問題作出回應；而這6個人的問題更集中到個人的藝術語言、藝術方式如何生效的問題上，他們麵對的更多是個人藝術成果的傳播問題，以及如何盡快進入到當代藝術機製中去的問題。
傅、隋這一批人當時需要更多的精力來關心理論，他們需要理論的武裝，需要不斷地爭辯，不斷地思考，不斷地為自己爭取合法性；而這6個人更強調：我做我的作品，別人怎麼看是別人的事。相對而言，他們不必過多關心純理論的問題。他們這幾個人對自己的作品也不願意作過多的、具體的解說。他們不需要用太多的理論來作為自己和創作之間的中介，他們和作品之間，是一種更直接的關係，他們更願意直接地以技術化的方式進入到創作中，讓個人的性情、氣質，與作品無縫對接，不必通過理論的鋪墊，首先將自己角色化、目標化，然後才進入到創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