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中也有不少國家認為生產大國就等於金融大國，應該積極擁抱世界經濟，與國際接軌。日本也在以此作為理由，要求人民幣升值。然而，經曆過日元泡沫經濟後的日本比誰都清楚“生產大國≠金融大國”的道理。日本自彙率體製與國際接軌、納入美元本位製體係之後，經濟就迅速駛入泡沫的海洋。日本現在卻撇開了慘痛的過去，開始對中國施壓，其險惡用心可以想象。
作為一個世界上重要的生產大國，中國已經具備了一些成為一個金融大國的資本，但是畢竟還沒有完全具備成為金融大國的條件。從日本的經驗與教訓來看，除去來自外部的各種陰謀詭計的顛覆之外，企業的治理模式是其中的關鍵問題。中國經濟已經被美元所束縛，並且走上了一條“模擬布雷頓森林體係”的發展道路，其中企業的治理模式對日本過去的經驗多有借鑒，采用了金融資本擴張的發展模式。這種模式雖然可以在短時期內促使經濟快速發展，協調金融資本充足，擴大企業生產能力，從而造就一個生產大國，但是在由生產大國轉變成金融大國的過程中卻會產生一些問題，最重要的就是國家金融對企業監控能力弱化。
這一點可以從企業治理中的協調與監控的悖論關係裏找到答案。
一直以來，協調和監控都屬於兩個不同學術領域的研究對象。協調問題主要在交換成本經濟學中有專門的研究，而監控問題則在工業組織代理人理論中有詳細的闡述。這兩者之間似乎沒有什麼聯係。一直到美國經濟學家、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卡爾·凱斯特在對協調與監控問題進行研究的時候，才第一次看到兩者的聯係。
實際上，協調與監控是企業治理的悖論中相互矛盾的兩個側麵。基於對協調與監控的研究，凱斯特指出：“所有的現代企業都必須解決兩個任務，一是不同企業在生產過程中為建立和保持契約交換關係而產生的協調問題，另一個是與產權和管理分離有關的監控問題。”然而，在不同曆史條件的製約下，一國企業治理模式的發展通常是側重解決這兩大任務中的一個，也就是說長於協調的企業治理模式就會弱於監控。反之亦然。
在美國，對企業治理以重視監控為主，而日本的企業治理模式則以重視協調為主。如果把凱斯特的這一理論曆史化，引入國際金融秩序和公共政策環境這兩個變量中，就可以透過戰後經濟的變化看清楚日本在布雷頓森林體係下實現的經濟高速成長及它在美原本位製下走向泡沫的自身原因。
一個金融大國的企業治理模式必須重視監控，美國就是這種發展模式。一個重視協調資本的企業治理模式能夠造就一個生產大國，卻很難促進金融大國的成長。金融大國的根本在於資本的運作，而資本運作中最重要的就是對風險的防範。在日本泡沫經濟時代，日本專注於貨幣的國際地位，而忽視了貨幣市場的風險性，對於資本的運作失去了風險防範意識。如果在追求金融大國地位的過程中，離開了一個強有力的監控體係肯定是不行的。即使是不追求金融大國的地位，一個國家失去了強有力的監控體係，也會造成金融市場的被動，遭到貨幣霸權的控製與侵襲。沒有了強有力的監控，銀行業會很快因為不良資產而發生危機，導致經濟迅速走入金融陷阱。
縱觀曆史，國際上的每一個金融大國不僅擁有詭計多端的策略能力，而且都不缺乏強有力的監控手段，比如像美國和英國這樣的金融大國，都有一套完整的監控體係，無論是對本國經濟，還是國際經濟。
在金本位製和布雷頓森林體係的時代裏，要求英鎊或美元與黃金掛鉤，如果不對各個國家的銀行進行嚴格的監控，本國的黃金儲備就會很快被掏空。完善的金融體製是維持世界金融霸權的核心，而監控體係又是金融體係的核心。一旦霸權國的金融體製出現問題，整個國際金融體係可能都會因此而崩潰。
日本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犯的錯誤是，試圖參與自身除了資金以外在其他方麵沒有任何優勢的國際金融遊戲。一個隻知道擴充金融資產卻不善於管理金融資本的生產大國，絕不能簡單地把巨額的外彙儲備或貿易順差等同於成為金融大國的唯一條件。很明顯中國對此有所認識。實際上，成為金融大國，一些製度是非常必要的，比如美國的美元本位製就是一個例證。
“模擬布雷頓森林體係”下發展起來的世界工廠——中國，吸取了日本經濟發展的經驗，創造了經濟發展的奇跡，然而，其前途將會走向何方，中國騰飛的偉大設想能否成為現實，還有待於中國政府的進一步證明。
預言：中國將比日本更慘！
如果參照日本20世紀80年代的經驗，“模擬布雷頓森林體係”的命運是可以預見的。很顯然，中國即將在國際政治經濟的互動中麵臨更加重大的挑戰。隨著中國逐漸成為世界工廠和國際資本流動的主要目的地，中國經濟與其他國家經濟的利益衝突就會變得更加複雜。
由於中國經濟在國際經濟中的影響重大，中國本幣——人民幣的彙率已經成為各主要貿易對象關注的焦點。特別是隨著中美之間貿易往來的進一步深化，美元本位製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也將會大大增加。而中美之間的經濟摩擦也接連不斷，這也使兩國的互動成為影響未來國際經濟中的重要因素。在這樣的狀況下，美國不僅要求人民幣升值，而且必定還會要求人民幣實現浮動彙率並開放資本賬戶。
統一國際資本市場一向都是美國的夢想，而中國經濟的崛起使人民幣的實力大增，這對美元造成了不小的威脅。把人民幣納入美元的統治堡壘，也是美元霸權計劃的一部分。
作為對美國擁有巨額貿易順差的生產大國，中國如果被納入美元本位製體係，不僅會在貿易順差和外彙儲備激增時喪失貨幣政策對經濟進行宏觀調控的有效性，而且會直接進入與美國的政治經濟互動，並像日本當年一樣，在沒有製度優勢的情況下走向經濟衰退的邊緣。
當人民幣與美原本位製掛鉤後，一直支持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模擬布雷頓森林體係”不複存在，這樣將會嚴重削弱中國政府對國內經濟政策性調整的自主性，使政府對本國經濟失去足夠的掌控力。事實上，在現實生活中，與美國貿易出現巨額順差的國家必然會像日本那樣受到來自美國的政治壓力，被迫接受金融自由化，這樣美國很快就會獲得貨幣戰爭中的主動權。
假設“模擬布雷頓森林體係”被取消，從那一刻算起的未來10年裏將有非常多的潛在因素可能使中國經濟產生嚴重的泡沫。
首先，在財政方麵，由於受到北京奧運會、2010年上海世博會等大投資項目影響，中國擴張型財政政策所帶來的影響可能會比日本當年大得多。雖然兩國經濟發展的階段不同，但從1997年至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來看，即使是發展階段較低的泰國、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等國，在擴大投資的影響下仍然無法躲過金融危機。
其次，在金融方麵，如果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一直都維持在高水平上，人民幣麵臨美國的政治壓力就會進一步加強。如果人民幣繼續盯住美元，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就會進一步擴大，這樣的話，就會產生更大的人民幣需求，除非大幅度增加進口，否則中國將麵臨大量增發的人民幣所引起的通貨膨脹。與日本當年不同的是，中國大力鼓勵外資的流入，各國資本對中國一直處於加強流動的趨勢，這些資本構成中必定有為數不少的熱錢。如果中國被納入美元本位製體係，開放了資本賬戶，中國將麵臨大筆國際熱錢造成的風險。
第三，與廣場協議後的日本相比，中國政府對通貨緊縮的憂慮和就業的壓力都使政府有更多思慮，這樣很容易造成決策部門猶豫不決，失去把握經濟的良好時機，從而提高出現泡沫的幾率。
第四，盡管中國在具體的製度和機製上與日本不同，但在“重視資本協調、輕視金融監控”的企業治理基本原則上卻與日本一樣。由產權關係不清導致行政幹預銀行的融資決定，以及依靠國內生產總值為考核官員政績的標準，再加上一些腐敗問題，都會嚴重妨礙監控職能的行使，使中國金融脫離管理。在當前中國信貸擴張的情況下，這種企業治理模式必然促使經濟泡沫更快的膨脹。
此外，中國與20世紀80年代的日本相比還缺少了兩個有利條件：
第一，雖然中國對美國擁有巨大的貿易順差以及巨額的外彙儲備，但高附加值的產品缺乏國際競爭力，使中國經濟很容易被邊緣化。在這一點上，中國更像亞洲金融危機時的東南亞國家。日本由於在高附加值產品上具有國際競爭力，在泡沫經濟崩潰之後，還能夠保持資本賬戶上的巨額黑字，而東南亞國家的情況卻遭遇嚴重的貿易惡化問題。簡而言之，中國對於經濟大倒退缺乏承受能力。
第二，中國還沒有真正解決發展過程中日益嚴重的收入不平等問題，而這個問題在20世紀60年代後期的日本卻得到了很好的解決。如果中國遭遇了嚴重的經濟危機，很可能會因為收入不平等問題引起巨大的政治動蕩，威脅國家安全。因此，在遭遇經濟危機後的政治穩定性方麵，中國也遠遠不如日本。
這兩個不利的方麵，是以日本為參照物得出來的，假設中國真的拋棄了“模擬布雷頓森林體係”的發展環境，而進入了美元本位製的體係中，中國經濟將在國際國內政治經濟的互動時處於比日本更為不利的狀態。對此，中國應該在當前的經濟規劃中多加考慮，破解經濟快速增長的密碼，看清美元本位製的國際金融環境以及人民幣所處的位置，了解金融大戰前以及戰備的狀況。
人民幣VS美元
事實上，中國還沒有進入全麵開放時，就已經受到了國際金融秩序的嚴重影響，從2003年以來的經濟過熱就可以略見一斑。那個時候，盡管受到了非典的影響，中國經濟增長率仍然高達91%。正與過去日本創造經濟奇跡一樣，中國也利用了超乎尋常的投資作為驅動力，使經濟高速增長。
2003年，中國固定資產投資高達近6萬億人民幣，比2002年同比增長的幅度高達267%。此時，銀行信貸是投資增長的主要動力。在2003年，人民幣的供應量處於前所未有的寬鬆狀態。當時中國國內的目光更多地集中在中國經濟是否過熱的問題，而很少人注意中國的投資和銀行信貸在2003年大幅度增長的原因。其實，認清銀行信貸大幅度增長的原因有助於了解中國經濟與國際金融秩序的關係，從而看清中國經濟泡沫的來源。
2003年至2004年，中國經濟超乎尋常地加速增長，實際上是一個典型的製造經濟泡沫的實例。在現行的國際金融秩序之下，美國能夠利用美元體係“幫助”巨額貿易順差的國家製造經濟泡沫，曾經的日本就是一個明證，而當前的中國也同樣麵臨著這樣的情況。
2003年中國經濟局部的過熱，主要就是由於弱勢美元的作用，美元貶值導致中國對美貿易順差突然劇增。為了維持穩定的彙率，中國央行不得不被動地投放大量的貨幣來吸收外彙儲備。然而，這些新增的人民幣投放市場後，直接刺激了銀行的信貸擴張，又由於政府擔心通貨緊縮以致沒能及時加大政策調整的力度，因而引起了經濟開始出現過熱的現象。
隨著中國貿易順差的增加以及外彙儲備的上升，2005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已達到約9萬億元，比2004年增長了257%。從2003年到2005年的投資額度來看，中國始終都保持著穩定的投資增長率，中國與世界經濟體係的聯係也越來越緊密，這也意味著他國的金融政策開始對中國經濟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
雖然其他國家的資本對中國經濟有著莫大的益處，但是也同樣給中國經濟帶來不小的風險。美國作為世界上的最大經濟體，其2003年所奉行的彙率政策在美國國內和國外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在2003年，美國政府為了刺激了美國經濟的複蘇，實行了大規模的減稅政策。這一政策使美國經濟複蘇，也讓美國人的消費信心大增，於是美國人又開始大手大腳地花錢。當年美國的進口費用增加，貿易赤字創造了新紀錄，達到了4894億美元。為了給2004年的總統大選作準備，美國政府采取弱勢美元的政策，美元對日元和歐元的彙率分別貶值17%和14%。弱勢美元大大地增強了美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為美國人民創造大量的工作機會，這使布什贏得了選民的支持。
當時，弱勢美元讓中國經濟得到了兩個方麵的好處。一是由於人民幣與美元掛鉤，當美元貶值時，人民幣與其他貨幣的彙率隨之貶值，從而增強了中國商品在美國以外的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二是由於中國是美國的主要貿易夥伴之一，美國經濟複蘇導致美國購買力的增強，這樣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增幅就達到了空前罕見的水平。結果，中國2003年的外彙儲備也增長了408%，達到了4033億美元，比2002年多出了1900多億美元。
由於中國實行嚴格的外彙管理，出口的企業必須把賺取的外彙在指定銀行兌換成人民幣。兌換1900多億美元資產，如果按照2003年的彙率來計算，1美元要兌82元人民幣，這樣中國的銀行就不得不增發超過15萬億的人民幣。這筆龐大的貨幣量顯然難以被資本市場消化，因為2003年中國的銀行發放的貸款比2002年多12萬億，新增的外彙儲備額比新增的銀行貸款額高出3千億的人民幣。這就難免會使金融市場產生經濟泡沫。
由此可見，中國經濟非凡的增長與美元彙率具有非常直接的聯係。這並不是說中國經濟發展的推動力都來自美國，而是說明“美國因素”已經是中國經濟超速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至於美國為什麼要這麼做，反觀美國當年對日本施展的欲擒故縱策略，就可以知曉其中底細了。
外彙儲備大量增加，促使人民幣的發放大幅度增加，中國經濟在很短的時間內就產生了過熱現象。而儲備中絕大部分的美元資產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中國經濟越來越受到美國政策的影響。美國總是依靠手中的美元以及自己製定的遊戲規則——美元本位製來遙控他國貨幣，從而達到控製他國的目的。
美元彙率變動導致中國經濟過熱的問題，使中國當局不得不對取消“模擬布雷頓森林體製”時所要麵臨的風險做出考慮，如果這個體製真的消失了，中國經濟的命運將會走向何方，是否會步日本人的後塵走入美元泡沫的陷阱，這些都是未知的。
中國廣角：機遇與風險並存
盡管2004年以來中國政府進行的宏觀調控取得了一些成效，但由於中國已是世界貿易大國，在美原本位製主導的國際金融秩序中，就必定會麵臨出現經濟泡沫的風險，而且這種風險還會隨著中國貿易順差的增加而進一步加強。
在宏觀調控的狀況下，2005年中國央行貨幣供應量餘額高達2988萬億人民幣，同比增長了1757%，比原目標多了257%。其中造成貨幣供應量劇增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迅速擴大的貿易順差導致了外彙的增加。在這一年，中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固定資產投資是建造和購置固定資產的經濟活動，即固定資產再生產活動。固定資產再生產過程包括固定資產更新（局部和全部更新）、改建、擴建、新建等活動。新的企業財務會計製度規定：固定資產局部更新的大修理作為日常生產活動的一部分，發生的大修理費用直接在成本中列支。照現行投資管理體製及有關部門的規定：凡屬於大修理、養護、維護性質的工程（如設備大修、建築物的翻修和加固、農田水利工程和堤防、水庫、鐵路大修等）都不納入固定資產投資管理，也不作為固定資產投資統計。又增長了257%，這一切都是美元與其他主要貨幣彙率相對堅挺而造成的結果。如果2005年美元大幅度貶值的話，那麼無論是人民幣的供應量，還是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量，都可能遠遠超過現有的數字。實際上，2003年的中國經濟過熱與國際上出現的人民幣升值壓力，隻不過是在向中國敲響金融戰爭的警鍾而已。
一直以來，無論是對美貿易順差還是外彙儲備中的美元資產，其數額都還沒有達到令人警戒的程度，使得人們對於美元本位製給中國經濟帶來的風險有所忽視。如今，這種情形已經發生了本質性的變化。
經過幾年的金融對抗，中國對美元引起的經濟過熱現象有所認識，中國意識到即使不取消“模擬布雷頓森林體係”，其巨額的對美貿易順差也會導致人民幣的增發，從而引發經濟泡沫。中國外彙儲備中含有超過2/3的巨額美元資產，如果美元大幅度貶值，中國就將蒙受巨大的損失，出口貿易會受到毀滅性打擊，導致嚴重的經濟衰退。
2001年，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大致等於國內生產總值的7%。而同年中國經濟的增長率為8%。如果沒有與美國的貿易順差，中國經濟的增長率就會下降，甚至變成零增長。也就是說，中國經濟麵臨的風險不隻是美元貶值，而是美元大幅貶值所引起後果，包括國際金融秩序混亂導致的經濟衰退以及政治不穩定狀況等。
很多人覺得，到目前為止中國在美原本位製下受益多於受害，這種感覺是沒有錯的。事實上，美元本位製對於中國來說猶如一場挑戰，其中既有風險，也有機會。中國能否成功就要看它是否能夠辨明美元的侵襲方向，並隨時做出正確而快速的反應。
目前在美原本位製之下，之所以中國受益多於受害，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國政府還能夠利用自身政策保護本國經濟，這種保護主要來自於“模擬布雷頓森林體係”。而當前種種關於人民幣升值的國際壓力，其目標就是為了取消“模擬布雷頓森林體係”，極力地促使中國開放資本賬戶，並實現人民幣的浮動彙率。從這些言論與壓力中，不難看出背後隱約浮現美國的身影。
如果回首審視日本經濟的曆史，就可以很清晰地看見，日本在實行浮動彙率和全麵開放資本賬戶的道路上，逐步被美國引入了一個現行國際金融秩序所暗藏的漩渦中。在幾年之內，日本經濟先被推向頂峰，然後又被拋向深淵。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中國現在所麵臨的就是這樣一個陰謀，而且這種麵對將無法逃避。
麵對美元本位製，中國處於一個兩難的境地。因為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一直在擴大，這樣就間接地加劇了美元的危機。美元危機一旦爆發，中國經濟必將蒙受巨大的損失。但如果中國屈於壓力讓人民幣升值並浮動彙率，或采取開放資本賬戶的方式以減少順差，中國經濟將直接麵臨美元的打擊，陷入美元本位製的陷阱而失去製度優勢。由此可見，人民幣彙率政策的未來走向實在很難預料，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中國政府應避免對外部壓力做出單純的反應來變動彙率，以免失去對全局的控製權。
事實上，解決國內經濟的不平等應該成為中國政府的首要方向，因為這不僅能夠有效地擴大內需，同時還可以讓經濟獲得穩定。中國應該減輕本國經濟對國際市場的嚴重依賴，因為這是減少風險最好的辦法。實際上，美元在長期的征伐中，其依賴的國際金融秩序——美元本位製已經走到了危機的邊緣。在中國融入國際金融秩序的過程中，中國應該盡可能地延續“模擬布雷頓森林體係”的存在，采用其他手段減少貿易順差。這種延續是為了給解決國內經濟不平等的問題贏得時間，隻有這樣人民幣才能在美元危機到來時得到穩定。
如果像日本在1971年至1989年間那樣做，會間接促使國際經濟秩序中危機的爆發，也很容易被拖進一個被動的局勢，最終走入泡沫膨脹並破滅的模式，對經濟造成巨大的打擊。經濟崩潰後，中國便會遭遇各種社會矛盾以及政治問題。
中國應該認清生產大國與金融大國的重要區別，不可深陷於世界工廠的美譽之中。回想20世紀世紀，國際上流傳日本即將取代美國的預測以及關於日本會買下全世界的豪情，這些都在短短的幾年裏就煙消雲散，過去所有的光輝轉眼間就在貨幣戰爭的硝煙中逝去。曆史證明了這樣一句話：隻有偉大的貨幣，才能成就偉大的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