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上火箭的日本經濟
事實上，戰後日本經濟高速增長，主要得益於布雷頓森林體係下的固定彙率與限定資本自由流動，以及美國對冷戰中的盟國的不對稱合作。
繁華的東京在布雷頓森林體係下，日本政府可以運用擴張型的金融政策與緊縮型的財政政策互相搭配，形成以出口導向為特征的經濟發展。更重要的是，這些政策也為日本產品提供了一個穩定和可預期的國際市場。在這種良好的國際環境中，日本開始確立了擴大資本投資為特征的企業治理模式來發展本國經濟。這種治理模式推動了日本企業和銀行在投資與借貸兩個方麵的過度競爭，使日本的投資率遠遠高於其他國家。就是在這種金融擴張經濟機製下，日本經濟才能得到長時期的大規模投資支撐，這也是日本經濟快速成長的根源。
在當年凱恩斯代表英國政府參與布雷頓森林體係建立的時候，他為了給英國戰後重建提供便利而留下一個政策性手段，那就是一國的財政金融政策不受他國財政金融政策的影響。現在，這個政策卻為日本經濟發展提供便利，日本政府利用了這個政策手段來為它出口導向型的發展戰略服務。
迫於東亞的冷戰局麵，美國開始與盟國建立較強的經濟聯係，再加上戰後美元的短缺，各國經濟發展受到了一定限製。為了擴大冷戰中的勢力，美國開始在國際貿易中實行不對稱合作。美國向日本全麵開放市場，同時允許日本對美國產品關閉市場。這對於日本來說是一個大好的機會。與西歐的福利國家依靠政府的財政政策不同的是，日本政府主要依靠本國獨立的金融政策來刺激經濟增長。
殘酷的戰爭使日本政府出現巨額赤字，戰後美國開始對日本實施援助，1949年，美國實施有名的“道奇路線”“道奇路線”是美國二戰後扶持日本的計劃。這個計劃早在1945年日本還沒有簽署無條件投降書的時候就已經開始形成了，美國認為有必要在亞洲建立一個基地，以遏製紅色政權的發展，這也是“道奇計劃”的根本目的。為了更好地促進日本經濟的發展，美國把日本貨幣對美元的單一彙率定為360日元/美元，這一措施從根本上決定了日本經濟的穩定，為日本奠定了金融基礎。。“道奇路線”很快取得了明顯效果，它抑製了日本的通貨膨脹，實現了其內部的財政收支平衡，解決了日本預算赤字問題，使日本經濟與世界經濟掛鉤，但是同時也造成部分貨物滯銷、中小企業破產和工人大批失業等“穩定危機”，這讓日本經濟立即陷入了蕭條狀況。為了減輕“道奇路線”對日本經濟的打擊，日本政府開始實施擴張型的金融政策。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為止，日本政府一直采取擴張型金融政策和緊縮型財政政策的搭配方式。
日本政府在實施擴張型金融政策的過程中，主要的措施是由日本銀行向主要都市銀行提供穩定的資本借貸，再由都市銀行向資本市場進行穩定的資本提供。每當都市銀行向企業提供的貸款超過它們擁有的存款額時，它們就向日本銀行申請借貸信用。由於都市銀行發放信貸不受自有資金的限製，所以，它們就會爭先恐後地向大企業提供貸款。在擴張型金融政策下，直接引起了日本都市銀行的信貸擴張，並助長了企業在投資方麵的過度競爭。
在日本經濟高度增長期間，擴張型的金融政策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日元源源不斷地進入資本市場，刺激了戰後日本經濟的成長。同時，在銀行業中，日本政府還實行“護送艦隊式”的管理體製，這也助長了銀行的信貸擴張。
日本政府認為，推動經濟增長需要大量的投資。為保證資本市場的穩定與繁榮，不僅要擴大市場資本的有效提供，政府還必須減少銀行投資的風險。如果銀行經常破產，顯然不可能讓存款人對銀行產生信任，那樣的話，就會導致整個銀行係統的崩潰。而“護送艦隊式”的管理體製在一定程度上維持了存款人對銀行的信心，保證了銀行業的穩定，並支持了資本環境的穩定。在控製銀行的投資風險方麵，日本政府注重事前的防範，對私人銀行的日常運作嚴加幹涉，並嚴格控製新銀行的產生。當私人銀行麵臨破產的風險時，日本政府會積極地為其尋找兼並對象。這顯然和美國政府對私人銀行的管理不一樣。盡管日本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激發了經濟的升溫，但與此同時，也導致了銀行盲目擴大信貸。
日本擴張型金融政策促進了日本的經濟恢複。投入市場的大量日元就好像是為日本打入的一支強心針和興奮劑，在一定程度上為經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動力，但是過度耗盡的信用卻為日本經濟埋下了致命的隱患。
在布雷頓森林體係下的日本
為了使國內的經濟騰飛，日本政府通過外彙儲備的分配來加強企業的競爭。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期，日本政府十分重視戰略產業中大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在分配有限的外彙額度時，對中小企業多有限製，但對大企業卻能采取一視同仁的態度，經常按現有的生產規模來分配外彙額度。
有些人士曾指出，日本產業政策主要是利用國家權力直接將資源分配給一些主要培養對象，而日本則是一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下的國度。其實並非如此，日本政府從不在一個產業隻扶植一個企業，而是同時扶植幾個大企業，讓它們通過在國內市場上的競爭而加強它們的國際市場競爭力。這種競爭政策是當時國際經濟環境所需要的。
實質上，日本實施的這一係列與企業治理有關的製度與機製，都是為了適應布雷頓森林體係下以擴張型金融政策發展經濟的宏觀環境。激烈的競爭顯然是刺激經濟快速增長的好辦法。而擴張的金融不僅加強了銀行信貸競爭，也促進了企業之間的競爭。
一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間接金融間接金融是指企業以銀行貸款為主要資本來源，而與主要依賴發行股票與債券的直接融資是有很大不同的。間接金融的好處在於，填補了企業對資金的需求與家庭儲蓄之間的鴻溝，可以增添個人儲蓄率，這對於經濟發展具有穩定安全的好處。一直是日本企業融資最主要的方式。雖然間接金融強化了日本企業與銀行之間的協調，還提高了國家儲蓄率，但是嚴重地削弱了股東對企業的控製權。這樣，管理者在決策方麵的獨立性就大大地得到了加強，從而促使日本企業在進行投資決策競爭時表現得更加激烈。
另外，主銀行主銀行是指企業的最大額貸款提供銀行，通常主銀行還持有該企業的股票，並對該企業貸款的其他銀行進行委托監督。的製度也使日本企業產生激烈的競爭行為，為經濟的快速發展安上了更快的馬達。這一製度目的是讓日本的銀行係統在經濟高度增長時期能夠有效地監督企業，這有一定的益處，但也有很大問題。
在1955年到1960年間，世界銀行向日本的八個鋼鐵投資項目提供了40%~50%的貸款，而它的條件是要日本的鋼廠保持1∶1的負債資本比例。這些鋼廠聽到這個條件之後，紛紛申請延期實現這個比例。世界銀行先後派了幾個代表團去日本，提醒日本的鋼廠不要超過負債資本比例，但這一舉動卻遭到了日本鋼廠的強烈抵抗。日本方麵堅持認為，在經濟快速增長時，廠家必須提高生產能力，這樣才能更快、更多地占領市場。
在遭到日方抵抗之後，世界銀行於1962年將比例實施期限延長到1967年。到了1965年的時候，日本方麵再次申請延長期限，並且強烈要求將負債資本比例改為2∶1.世界銀行不得不接受了日本方麵的建議。由此可見，在當時不僅日本的主銀行無法做到監督日本企業，就連世界銀行也很難履行監督的職能。
在這種金融資本擴張型的企業治理模式之下，銀行間的信貸過度競爭嚴重弱化了金融監控力，日本的企業擁有了極大的自主權力，同時對於資本的運用也變得更加大膽，資本領域變得沸騰起來。
在布雷頓森林體係下，日本政府實施了一係列公共政策與企業治理的製度和機製，有力地支持了經濟高速增長期的一體化投資戰略，日本各大企業集團也在所有的新興戰略產業裏以過度競爭的形式全麵投資，迅速地占領未來市場競爭的製高點。
相對小企業而言，大企業有獲得銀行貸款的優勢，這使各大企業爭先恐後地擴大設備投資與技術引進。20世紀50年代後期，日本正趕上科技革命的高潮，新興產業不斷湧現。熊彼特的技術創新理論在日本的企業集團中十分流行，日本各行各業都進入了全麵整合的階段，石油化工、汽車、家電以及合成纖維等新興產業既要保證原材料的供給，也要注意占領產品的市場，這都需要大量的資金。此時，正是為促使日本經濟振興而進行全麵投資的良好時機。
簡言之，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離不開投資與借貸方麵的過度競爭機製，正是過度競爭機製才讓日本經濟體製在戰後迅速適應布雷頓森林體係，實現了金融崛起的目標，讓日元衝出日本，走向了國際資本市場，成為當時外彙市場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布雷頓森林體係對於日本經濟的發展具有很大的幫助，凱恩斯在布雷頓森林體係中留下的政策規則，使日本政府可以用自己的金融手段有效地實現國內經濟增長的目標。而體係中固定彙率和限製資本自由流動的遊戲規則，為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提供了有效的國際金融秩序。
固定彙率使日元升值的腳步大大減慢，如果沒有固定彙率的存在，日元必定會大幅升值，從而導致日本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降低，如此一來，日本的經濟神話將不複存在。
此外，限製資本自由流動的條約，幫助日本緩解了通脹的壓力，還有效地防止了資金過量外流。盡管日本經濟泡沫越來越大，卻維持了漫長的高速發展期，其中如果沒有限製資本自由流動條約的限製，日本經濟根本不可能做到這一點。
如果不限製資本自由流動，日本政府就很難利用利率來控製經濟。假如沒有限製資本流動的條約，遇到經濟過熱時政府就不可能用提高利率來降溫，經濟低迷時也不能通過降低利率來刺激經濟發展。因為在資本自由流動的情況下，因經濟過熱而提高利率會使國外的短期資本為了獲得較高的利潤而紛紛流向日本，造成經濟繼續升溫，加重通脹問題。而經濟低迷時，降低利率不僅不能刺激經濟增長，反而會導致大量國內資本流出日本，引起經濟局勢的惡化。
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在資本自由流動的條件下，短期資本的大筆流入和流出對一國經濟的起伏有重大影響。換言之，大筆流入的短期資本會使已經過熱的經濟更熱，而大筆流出的短期資本會把一個正在增長的經濟體推入嚴重衰退的深淵。在這個過程中，金融資本擴張的刺激隻會進一步加大投資的流入量。如果沒有固定彙率和限製資本自由流動的金融政策，日本早就遭遇大的經濟危機了。
盡管布雷頓森林體係幫助日本經濟瘋狂增長了20多年，但是過度競爭以及過度信用使日本經濟領域積累了巨大的泡沫，已經到了無法代謝的地步了，而日元在擴張過程中對世界第一貨幣地位的垂涎之心也愈來愈明顯了，貶值期中的美元能否保持住貨幣領域的霸主地位，這個問題的答案唯有在對抗中才能得到解釋。
美國終結者號
日元的崛起，使美元地位受到嚴重的威脅。當時，在國際市場上充斥了大量的日元，各國都開始增加日元這一外彙儲備。日本人的腳步還踏上了美國的領土，大肆購買美國資產，連歐美人都不由地感歎：“日本人實在是太有錢了！”
而相反，美國政府掙紮於巨額的貿易赤字和財政赤字之中。為了彌補國內儲蓄的不足，美國采取了高利率的政策，吸引了大量的外國資本向美國流動，使得別國對美元需求量增多，這使美元變得堅挺。然而，堅挺的美元促進了各國向美國大舉出口，導致美國的國際收支平衡狀況進一步惡化，對外貿易逆差劇增。在這種背景下，美元隻有盡快貶值走軟才能緩解美國經濟的緊張局勢。
在美元走軟的情況下，日元開始了自己的擴張道路，它的招數就是一個字——“買”。
1989年9月，日本著名的索尼公司對全世界宣布了一個消息：索尼公司以34億美元的高價買下了美國哥倫比亞影片公司，更名為索尼影像娛樂公司。之後不久，日本電器產業巨頭鬆下公司也購買了美國音樂公司。最為轟動的是，三菱公司購買了洛克菲勒財團的洛克菲勒中心大廈。為了避免給美國輿論造成不良影響，三菱集團與洛克菲勒集團簽訂了購買80％股份的秘密協議。
當時，在美國夏威夷旅遊勝地，每到旅遊的旺季，飯店裏常住的旅客約有一半是日本人。有位日本的億萬富翁在一年之間投資15億美元，在美國購買了178套房子。此時，日本人的心中已經升起了買下全世界的萬丈豪情，他們將巨額的資本投入美國國債和房地產，大量購買美國企業，購買夏威夷的房產，購買帝國大廈，以至於引起了美國人的驚呼：日本人在購買美國！
日本經濟在世界的崛起，讓全世界為之側目，同時也給各國經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壓力，尤其是對美國而言，其經濟霸主地位受到了嚴重的威脅。美國並不蠢，事實上他們一直都很聰明。麵對日本的猖狂進攻，美國借機開始轉移國內危機。
當時正趕上美國房地產泡沫的頂峰時期，美國的投機家們紛紛拋售房地產，而日本則大量地買入這些帶有嚴重水分的資產，這樣美國就順利地把本國的經濟泡沫輸向了日本。事實上，從20世紀70年代末期開始，作為擁有對美國最大貿易順差的國家，日本開始直接麵對美元本位製下的風險。
在布雷頓森林體係下，美國國內的利益集團很少對國際金融政策施加壓力，這種情形到了美元本位製體係時迅速改變。美國在親手推翻了布雷頓森林體係，又通過強勢美元政策打造了美元本位製體係後，就成了貨幣遊戲中的莊家。
麵對日元的挑釁，美國顯然不會坐以待斃。1985年，美國策動5個發達國家的財政部部長在紐約締結了《廣場協議》。美國向日本提出的要求包括開放農產品市場、擴大內需、加強反壟斷法、金融自由化以及參加多國間政策協調等，日本對此做出了回應，然而，不幸的是日本的回應伴隨著幾個致命的誤判。
《廣場協議》並不是美國強加給日本的，事實上，從一開始這一協議就是由日美兩國的高級官員共同秘密策劃的。然而，當時日本的政治家與金融家想的並不是金融風險，而是通過這個協議增加本國在世界上的政治影響力，並取美國而代之，執世界金融之牛耳。本著這樣的目的，日本積極地回應了參與多邊國際金融政策合作，同時似乎向世界表明日本為國際經濟秩序的穩定做出了貢獻。日本這種缺乏風險意識的想法使得它對於美國的金融計劃失去了透視力。
日本政府在履行《廣場協議》的過程中，最初它想讓美元貶值，結果這直接導致日本經濟的衰退，後來為了從衰退中脫身，日本想讓美元升值，然而這次的結果導致了經濟泡沫的出現。
1990年，日本的人均GNP和資產已經超過美國，而且日本已經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資產淨收入國、頭號債權大國和金融大國。雖然如此，但日本國民的生活水平並未超過美國。事實上，隨著日本經濟的沸騰，日本國民的生活水平反而有所惡化。日本國內的情況是：資產膨脹、地價高漲。麵對昂貴的房價，日本的普通老百姓購買住宅成為遙不可及的夢。
從《廣場協議》開始，美國把日本的經濟引向了一個難以回頭的深淵。在《廣場協議》中，與開放資本賬戶有關的金融自由化“金融自由化”是20世紀7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羅納德·麥金農和愛德華·肖提出來的。理論中主要闡述了當時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金融市場不完全、資本市場嚴重扭曲和患有政府對金融的“幹預綜合征”等問題。金融自由化針對金融抑製這種現象，提倡減少政府幹預，確立市場機製的基礎作用，主張發展中國家以金融自由化的方式來實現金融深化，以此來促進經濟增長。規則大大地增強了日本企業在國內外金融市場上融資的能力，卻嚴重地削弱了日本中央銀行對經濟的宏觀調節能力，同時也加大了日本企業麵臨的金融風險。在1986年之前，日本企業靠發行股票與債券融資的總量為4萬億日元，而到1989年卻達到了26萬億日元。僅在1985年至1987年間，日本企業就增發了多達200億股的股票。各大企業紛紛開始進行直接金融融資，原本依靠銀行借貸的間接融資手段已經鮮有所見了。這使得中央銀行對於金融市場的控製力大大減弱，從而為日後泡沫經濟的破滅留下了一大伏筆。更重要的是，日本在實行金融自由化後，金融投機變得相當普遍，這使貨幣市場的風險增加。在日本經濟泡沫迅速膨脹的情況下，美國則在一旁繼續為日本經濟加溫，其目的可想而知。
1988年9月，日本政府進行一次“關於經濟結構調整的”民意測驗，其中在“是否真正體會到與世界最高收入水平相當的富有生活”的提問中，隻有224％的回答為“是”，692％的人表示了否定的看法。由此可見，外表風光的日本經濟蘊含著嚴重問題，而美國卻正在推動著這些問題浮出水麵。當所有的問題爆發的時候，日本經濟必定走向崩潰的深淵。
日本政府對於本國的“泡沫經濟”也是有所意識的。麵對土地價格嚴重偏離實際價值，日本開始實行緊縮貨幣政策緊縮貨幣政策，又稱從緊貨幣政策，一般是在經濟出現通貨膨脹時，中央政府通過加息來抑製消費增長，以達到控製通貨膨脹的目的。來阻止銀行向投機者貸款，以期達到降溫的效果。1990年8月，日本銀行將貼現率貼現率（DiscountRate）是指把未來支付改變為現值所使用的利率，或指持票人以沒有到期的票據向銀行要求兌現，銀行將利息先行扣除所使用的利率。中央銀行通過變動貼現率來調節貨幣供給量和利息率，從而促使經濟擴張或收縮。當需要控製通貨膨脹時，中央銀行提高貼現率，這樣，商業銀行就會減少向中央銀行的借款，商業銀行的準備金就會減少，而商業銀行的利息將得到提高，從而導致貨幣供給量減少。提高到了6％，這條金融政策的發布宣告了日本金融擴張時代的終結。而對於沸騰的資本市場來說，這一消息如同澆了一瓢涼水，頓時讓日本資本市場從頭涼到腳。
這一晴天霹靂似的消息傳開後，日本股市陷入了恐慌，股價出現了暴跌的局麵。債券、股票和日元一起暴跌，日本迅速陷入了“三重疲軟”之中。房地產“泡沫”也開始破滅，東京、大阪等大城市的地價迅速回落。1991年至1992年，日本各地土地價格跌幅巨大，東京住宅土地的降幅為22％，大阪地區為36％。而其他普通地價跌落的情況還要更嚴重。
日本經濟終於走到了崩潰的時刻。在日本，許多人因資金縮水、償還不了債務而自殺。一些“工薪族”的狀況尤為可憐，他們大多數都是借錢買房子，然而泡沫經濟崩潰後，房產價值縮水超過一半，平白地增加了一倍債務。由於經濟零增長，不但工資得不到提高，還要麵臨著“失業”的壓力。日本經濟隨之進入了長達10多年的衰退之中，至今仍沒有恢複，人們稱之為“失去的10年”。
有道是“犯我霸權者，雖遠必誅”。一個國家的彙率體製與美原本位製全麵接軌後將產生一係列的連鎖反應，同樣的企業治理模式，在布雷頓森林體係下可以支持經濟的高速增長，在美原本位製下卻製造了一個巨大的經濟泡沫，並且走向了破滅。日本泡沫經濟的覆亡顯然和美元的詭計脫不了幹係，但是日本政府的認識失誤也是其經濟崩潰的重要因素。經濟快速成長中的日本國內普遍認為一個生產大國可以自然成為一個金融大國。當日本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時，世界上10個最大的銀行裏有8個是日本的銀行，很多人認為日本必將取代美國成為世界上的金融霸主。事實上，這是一個錯誤的認識，因為生產大國並不等於金融大國。
生產大國≠金融大國
在如今的國際社會上，如果說中國是世界工廠，恐怕沒有人會反對，因為它的製造業已經遍布全球，中國儼然已經成為世界上重要的生產大國。基於這一理由，美國開始對中國施加壓力，要求中國政府實施人民幣升值、實行浮動彙率和開放資本賬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