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常態下我國經濟的發展方向研究
（1）政府主導轉變為市場主導。自黨的十八屆二中全會和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審議通過的《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以來，“簡政放權、轉變職能”一直是我國新一屆政府領導班子不懈努力的方向，僅在兩次國務院常務會議中就取消和下放了133項行政審批權力。而我國政府在著力理順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和政府與政府間的關係的同時，對於市場主體地位的尊重程度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以上海自貿區金融自由化改革為例，截至目前我國政府已就自貿區內貸款利率、國際資本賬戶、金融行業準入等內容加快的開放步伐，同時就積極探索負麵清單管理模式和各項管理條例強化對金融市場的有效監管，上海自貿區改革已經成為了其他自貿區建設的楷模。總之，在政府充分認識到簡政放權的重要性和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後，簡政放權工作必然會得到快速的推進，經濟發展的內生活力將進一步的釋放，國內的潛在需求將得到進一步的激發，經濟發展的動力機製也將進一步的優化。
（2）工業主導轉變為城市主導。隨著城鎮化進程的不斷加快和區域經濟協同發展政策的穩步推進，我國產業結構和產業布局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由於我國農村居民在服務業消費上所占的比重嚴重落後於城市人口，因而城鎮化中農民進城後在保險、證券、文娛、餐飲等一係列服務產業上的消費規模必將得到空前的增長，為我國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創造出良好的市場環境。而在目前的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國家在政策的製定上更加重視每一個城市所蘊含的產業基礎和社會環境，更加著力於創造個性化城市圈。同時，工業主導向城市主導的轉變不僅是我國經濟結構調整的理論要求，更是實現我國經濟發展多元化的現實要求。據有關學者預估，在未來的五到十年內，我國實際城市化水平將達到50%以上，中小城市戶籍製度將完全實現開放，各大城市圈、城市群建設也能基本建成，未來的中國經濟必將成為以城鎮主導的協同發展態勢。
（3）投資主導轉變為消費主導。我國是一個高儲蓄率的國家，高儲蓄下的高投資規模既幫助我國成就了“世界工廠”的製造業大國地位，同時也嚴重的製約了我國內生需求的增長。截至2013年末，我國消費率達到10年來較低水平，消費增長率更是嚴重落後於投資增長率，與西方發達國家平均水平相差約20%。過去的經驗表明，雖然投資能夠產生一定量的消費，但消費卻堅決不能被投資所代替，過度投資下的產能過剩和資產價格泡沫甚至對消費產生了副作用。據國家統計局頒布的數據表明，今年我國國民人均年收入達到7000～8000美元，已步入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消費主導經濟增長的基礎已經形成。同時，伴隨著國家近年來對城鎮化改革和分配製度改革的不斷深化，我國各階層的利益格局也已開始了顛覆性的轉變，改革過程中對中低層收入者釋放的巨大紅利也必將成為我國消費主導經濟增長模式的有力支持。
（4）高碳經濟轉變為低碳經濟。在多年實行高碳經濟後的今天，我國許多城市已經飽受廢氣、水、光化學煙霧等汙染的摧殘，這些汙染不僅嚴重的降低了我國居民的生活質量，同時也為經濟的健康發展造成了極大的阻礙。在“APEC”15次領導人會議中，我國前國家主席胡錦濤明確提出了“發展低碳經濟”、研發和推廣“低碳能源技術”、“增加碳彙”、“促進碳吸收技術發展”的四項建議，成為了我國低碳經濟發展的綱領性意見。在全球氣候變暖的背景下，我國必將全麵推進高碳經濟向低碳經濟的轉型，重點摒棄先汙染後治理、先低端後高端、先粗放後集約的發展模式，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實現資源環境的科學保護。
四、總結
綜上所述，雖然我國經濟麵臨著增速放緩、泡沫嚴重、產能過剩和人口紅利逐漸喪失的“新常態”，但隻要黨和政府能夠充分認識到我國經濟在城鎮化、區域經濟合作、資本輸出、技術創造、產業升級等方麵蘊藏的巨大機遇，努力實現國民經濟由政府主導向市場主導、由工業主導向城市主導、由投資主導向消費主導、由高碳主導向低碳主導的“四個轉型”，就一定能實現全麵建成小康社會、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現代化國家的奮鬥目標，實現國民經濟的再次騰飛和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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