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態下我國經濟的發展方向研究
經濟研究
作者：於翔洲
【摘要】2014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南考察時首次提出了中國經濟“新常態”這一概念，新常態下我國經濟雖然麵臨著巨大的下行風險，但同時也出現了許多新特征、新機遇和新動力，如何正確認識新常態下的各種經濟風險，如何充分把握經濟新常態下的各種潛在機遇，從而為我國經濟增長樹立正確的方向，成為了現階段我國經濟發展的首要問題。
【關鍵詞】中國經濟，新常態，發展方向
一、新常態下我國經濟麵臨的風險分析
（1）經濟泡沫風險。中國經濟新常態產生的重要原因就是國內對2008年後的一係列貨幣寬鬆政策的難以實現良好的消化，這一係列政策雖然保障了我國經濟在全球金融危機背景下的穩步增長，但同時也助長了以房地產、金融為首的多個產業領域的泡沫膨脹。隨著貨幣寬鬆政策的延續，這些產業已經嚴重的背離了實際的資產價格，總的資產規模也呈現出了爆炸式的增長。同時，這些產業以極高的預期收益成功的團結了廣大投資者、地方政府和金融機構，自下而上的製約了中央政府經濟政策的製定和實施，成為我國現階段經濟發展的最大絆腳石。
（2）產能過剩風險。我國產能過剩的行業主要有鋼鐵、水泥、電解鋁、玻璃、船舶、光伏等。以鋼鐵行業為例，我國目前年均煉鋼產能已超過8億噸，但內外部實際需求卻隻保持在1.5億噸左右，這些過剩的產能嚴重的壓低了鋼鐵產品的價格、極大的浪費了社會資源、加劇了鋼鐵企業的經營壓力。同時，在多個產業領域產能過剩的情況下，我國的物價總水平很容易出現大幅度的下滑並形成較強的通縮壓力，持續的為商業銀行輸送不良資產，加劇金融體係的係統性風險。而就長期看來，產能過剩的持續過剩也會對企業的預期投資和居民的預期消費產生不良影響，增長未來宏觀經濟的不確定性。
（3）人口紅利風險。一直以來，廣大中西方學者都認為人口紅利是成就中國式增長奇跡的重要源泉。然而，人口紅利並不是可以長期持續的，我國的人口紅利自本世紀初已經開始逐漸縮減。據統計，截至2013年底我國60歲以上人口已超過2億人，人口老齡化水平達到14.8%。同時，人口帶來的也並非全是紅利，據社科院預測，我國在2050年人口老齡化水平將達到38%，屆時無論勞動力成本還是消費性人口都將出現快速的增長，我國經濟增長的活力也將麵臨著巨大的挑戰。
二、新常態下我國經濟麵臨的機遇研究
（1）城鎮化改革機遇。截至目前為止，我國城鎮化實際比率僅為36%，遠低於發達國家50%的平均水平，在廣大鄉村中仍然儲存著約2.6億的青壯年勞動力。眾所周知，城鎮化不僅能有效的消除城鄉隔膜，釋放農村剩餘勞動力，為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轉型提供人力資源基礎，同時城鎮化一般還會伴隨著社會收入分配製度的改革，通過改革能有效的調整社會利益結構，從而最大化的釋放農村居民各方麵需求，為其他社會層麵改革積累良好的群眾基礎。並且，我國一直以來推行的城鎮化改革往往更加注重城市規模的擴大，卻始終忽略了城市人口規模的擴充和相應的福利設施建設，所以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裏城鎮化必將成為推動我國經濟發展的首要動力。
（2）區域經濟發展機遇。近年來區域經濟合作也逐步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又一機遇，目前仍在執行的有港滬通、京津冀一體化、西部大開發等政策。在這些區域的各個城市往往都具有著良好的產業互補性，發展較慢的城市一般都具有著十分豐富的人力資源和自然資源，而發達地區則具有良好的經濟環境和雄厚的資本規模，當這些城市融合在一起時，必然能為我國過剩的資本創造全新的投資渠道，從而最大化的彌補區域經濟失衡現象，促進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據專家預測，在未來五年內僅京津冀一體化就能為我國GDP貢獻出2%的增長率，並創造約400萬個就業崗位。
（3）資本輸出機遇。隨著全球經濟後危機時代的持續發酵和美國的多輪量化寬鬆政策，美元這一全球貨幣在國際貿易中的權威地位逐步受到挑戰，而我國則在2008年後順利的依靠寬鬆的外部環境實現了民間資本的積累。同時，受到國家深化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影響，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開始得到快速的提高，不僅在非洲、中東等地區為我國樹立了良好的大國形象，同時也為資本輸出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相信在未來會有更多的企業開始嚐試“走出去”，依托國家政策支持和投資國的超國民待遇，為我國對外經濟的發展做出更大的貢獻。
（4）技術創新機遇。一直以來我國都不是一個技術創新大國，但伴隨著國家在科研教育等方麵的重視，我國已經逐步占領了互聯網技術應用、生物科技、航天工業等多個領域的科技製高點，為國家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同時值得注意的是，截至2010年，我國大專學曆人口已達到9978萬人，國民平均受教育年限超過9年，成為位居全球領先的人才強國，未來必將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社會進步、文化繁榮的重要推動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