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年，全國地、市、縣級廣播電台發展到135座，這些電台大都辦有1套節目，把轉播中央電台、省或自治區電台的節目作為重要任務，它們是全國廣播宣傳網中不可缺少的一個組成部分。地、市、縣級電台的自辦節目針對性比較強，有鮮明的地方特色，如包頭電台的《鋼城生活》節目，大慶電台的《今日油城》節目，伊春電台的《林海人家》節目，舟山電台的《漁民節目》等，都反映了這些電台所在地區的地理的和經濟的特點。
地方電台宣傳工作的曆程可以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一、開創多艱辛（一九四九——一九五二年）
這一階段，人民共和國初建，百廢待興，處於戰爭以後的恢複時期。地方電台宣傳工作的指導思想是教育和鼓舞工人階級和人民群眾，為克服暫時的經濟困難、恢複國民經濟和發展生產而鬥爭。地方電台通過各種節目和報道，向人民及時傳達了黨和政府的各項政策和法令，反映了人民群眾對新的社會製度和各項改革的意見和呼聲，宣傳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運動及其重大意義。這些宣傳幫助群眾提高了政治覺悟，推動了各項工作的開展。以抗美援朝的宣傳為例，據北京、天津、武漢、沈陽、西安、重慶、廣州和吉林、江蘇、浙江、福建等4省7市的不完全統計，僅一九五一年三、四兩個月就舉辦了廣播大會和實況轉播30多次，收聽的人數共達1,100多萬人，當場捐款共100多億元（舊幣，折合人民幣100多萬元），此外還有許多銀元、元寶、金銀首飾等，委托廣播電台轉交有關方麵購買飛機、大炮。
這一階段地方電台宣傳工作的主要特點有兩個：
一是把廣播電台辦成了人民的講壇。各界群眾代表和文藝工作者經常接受邀請到電台發表廣播講話或表演文藝節目。據一九五○年五月統計，上海電台建台一年，有近2萬人到電台廣播；到天津電台廣播的人數約17,000人。沈陽新華電台一九四九年曾組織聽眾開座談會12次，組織文藝工作者到電台演出節目776次。據西南電台、重慶電台建台周年統計，到電台廣播的群眾超過1萬人。同時，各地的黨、政、軍領導同誌也經常通過廣播向幹部、群眾宣講黨的政策、法令和部署工作任務。例如，在華東有陳毅、譚震林等，在中南有李先念、鄧子恢等，在西南有劉伯承、萬裏等，在福建省有方毅、彭衝、張鼎丞等。
二是繼承了延安電台艱苦創業的優良傳統。各地方電台創建之初，編播人員很少，又缺乏工作經驗，物質條件很差，但大家都以革命利益為重，團結一致，艱苦奮鬥。北京電台開播之初，編播人員隻有17人，辦了20多個固定節目。當時生活很艱苦，但大家情緒高昂，每天夜以繼日地工作十幾個小時。解放初期，西南電台、重慶電台的宿舍是國民黨統治時期修建的偷工減料的“抗戰房子”，有的已經搖搖欲墜。在這種艱苦的條件下，大家毫無怨言，領導和群眾同吃同住同編稿，宣傳工作做得有聲有色。西南電台建台一周年時，主持西南局工作的鄧小平題詞：“人民的廣播事業，是傳播政策、教育人民和同敵人作鬥爭的重要武器之一。一年來，在這方麵工作的同誌是盡到責任的，希望繼續努力，為更多地發揮它的作用而努力！”這一題詞給了大家很大鼓舞。
二、在探索中前進（一九五三——一九五七年）
中國從一九五三年開始執行第一個五年計劃，國民經濟由恢複時期進入有計劃的建設時期。這一階段，地方電台以宣傳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為中心，從各個方麵宣傳總路線的重要意義，宣傳各省、市為實現總路線采取的具體措施，宣傳各地在經濟建設中取得的成就和經驗，以教育和鼓舞人民群眾積極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許多省、市電台都相應地調整了廣播節目，把宣傳重點由政治運動轉向經濟建設。以東北三省電台為例，遼寧電台根據本省經濟特點，確定了過渡時期的廣播宣傳以工業為主、以鞍山等10個工業城市為重點的方針；吉林電台鑒於本省是農業省份，當時農村收聽工具已有改善的情況，從一九五三年開始，廣播宣傳的方針由過去“主要麵向城市”轉為“主要麵向農村”；黑龍江電台重點宣傳了國家在這個省投資興建的20多項重點建設工程，通過連續報道，宣傳了社會主義工業化方針的勝利。
地方電台對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宣傳大致采用了兩種形式。
一是通過報道先進典型，宣傳在總路線指導下各條戰線取得的輝煌成就。例如，湖北電台對武漢長江大橋和武漢鋼鐵公司的宣傳，四川電台對寶成鐵路和康藏公路的宣傳，甘肅電台對蘭新鐵路和蘭州煉油廠的宣傳，吉林電台對第一汽車製造廠的宣傳，陝西電台對西安紡織城、電工城等新工業區的宣傳等，規模之大，持續時間之久，都是前所未有的。在農業合作化運動中，山西電台宣傳了受到國務院獎勵的李順達、郭玉恩、吳春安等互助合作運動的帶頭人和他們領導的農業社；山東電台大力宣傳了受到毛澤東表揚的莒南縣厲家寨、曲阜縣陳家莊、陽穀縣石門宋農業社等先進單位。
二是通過舉辦廣播講座和專題節目，從理論上闡述總路線和經濟建設的重大意義。例如，鬆江電台一九五三年辦了《迎接大規模經濟建設特別節目》，河北、浙江、安徽等電台辦了《過渡時期總路線講座》，湖北電台辦了《對農業合作社廣播》，福建電台辦了《向職工宣傳第一個五年計劃》、對農民講解《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和《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等專題廣播，這些講座和專題廣播比較係統地闡述和講解了黨在這一時期的路線、方針、政策，為人民群眾指明了方向。
這一階段，地方電台的宣傳工作普遍加強了對廣播特點的研究和探索。各地電台在貫徹第四次全國廣播工作會議精神和學習蘇聯廣播工作經驗中，加強了廣播業務建設。大家集中研究了廣播的指導性和潛移默化的關係，特定對象節目和共同興趣的關係，廣播宣傳和報紙宣傳的異同，廣播特點和地方特點等問題，並且對錄音報道作了深入的探討。例如，北京電台請蘇聯專家講課，學習和分析莫斯科電台的錄音報道，探討了廣播語言和聲音宣傳的規律，並在報道首都開展社會主義改造運動時成功地運用了錄音報道等具有廣播特點的形式。廣東電台提倡記者“拿起話筒采訪”。一九五六年，廣東電台記者和錄音員帶著錄音機下鄉，采訪了南海縣平洲紅旗農業社，製成了廣東電台第一個反映農村生活的錄音報道。一九五五年，安徽電台應中央電台約稿，第一次采製了大型錄音報道《今日淮河》，通過語言和音響形象地反映了治淮工程的偉大成就。這個錄音報道還被譯成俄語在莫斯科電台向蘇聯聽眾廣播。
在這次學習、探討中，一些地方電台除注重研究音響特點以外，還探索了其他的吸引聽眾的宣傳形式。河北、江蘇等許多電台的農村節目開始采用對話的形式；有些電台的專題節目編輯注意研究、借鑒曲藝的表現技巧，力求把廣播節目辦得更接近生活，更通俗化、口語化。
五十年代中期，各台對廣播特點的探索從形式發展到內容。湖南等電台總結出廣播具有強烈的鼓動性、廣泛的群眾性和很強的時間性等特點，提出了廣播新聞要有“共同興趣”和“刻意求新”的要求，並據此改進了節目。為了按廣播特點辦節目，四川、江西、雲南、浙江等省電台開始向地、市派出常駐記者，北京電台也組織了自己的廣播記者隊伍，加強了采訪力量。
這一階段的宣傳是有成績的，節目受到聽眾歡迎。但是，在這一時期的後一段，各地方電台在宣傳上出現了“左”的失誤。
三、道路是曲折的（一九五八——一九六○年）
在社會主義改造勝利完成以後，全國城鄉出現了社會主義建設新高潮。地方電台主要是通過宣傳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鼓舞和教育人民為爭取提前完成第二個五年計劃的主要指標和實現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而奮鬥。一九五八年四月召開第五次全國廣播工作會議，提出了多快好省辦事業、辦節目的方針。各地方電台都采取了相應的措施，除調整和加強了原有的節目外，許多電台增辦了新節目。河北、遼寧電台辦了《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專題節目》，山東電台辦了《社會主義大躍進節目》，甘肅電台辦了《共產主義理論講座節目》等。同時，各地頻繁召開廣播大會，大量舉辦了特別節目和專題廣播。一九五九年十月前後，許多地方電台都舉辦了慶祝國慶十周年特別節目或專題廣播，集中宣傳了各地農林水利、工業交通、商業財貿、文教衛生等各條戰線取得的成就。
這一階段，地方電台的宣傳走了一段曲折的道路。一九五八年上半年，各地的宣傳還比較正常，宣傳了興修水利、春季造林和技術革新等工農業生產活動。到了下半年，隨著人民公社化和全民煉鋼鐵運動的開展，急於求成的主觀願望導致廣播中出現了許多不切實際的、虛假的報道。一九五九年七月廬山會議以後，全國開展了反右傾鬥爭，地方電台的廣播中批判所謂“觀潮派”、“算賬派”的大辯論式的報道多次出現，這對本來就“左”的思想是火上澆油。
地方電台曾廣泛地、突出地運用了廣播大會這種宣傳形式，從一九五八年初大搞水利到年底大煉鋼鐵，每次大規模的生產活動都召開廣播大會，成為地方黨委大搞群眾運動的一個重要手段。據18個省、自治區統計，一九五八年一共開了303次廣播大會，每次參加的有組織的聽眾少則幾百萬人，多則上千萬人。據12個省、自治區統計，一九五八年省一級的領導人在廣播大會上講話的共有1,281人次，比上一年大大增加，例如河南增加6倍，湖北增加5倍。
廣播大會所以引起各級黨委和政府的重視，是因為這種形式確有許多長處，它能使黨委的意圖直接同群眾見麵，布置任務可以“一竿子插到底”；能夠迅速地發動和組織千百萬群眾完成一定的中心任務，是一種有效的宣傳鼓動形式。但是，廣播大會過於興師動眾，不宜多用。一九五八年以後，濫用成弊，走向反麵，影響了群眾的勞動和休息，助長了瞎指揮風和浮誇風。例如，一九五九年四月十六日，北京電台以市委的名義舉辦了防霜凍特別廣播，曆時4小時之久，各區、縣幹部、群眾深夜守候田邊，隻等廣播一聲令下，到處點火熏煙，實際上大部分地區沒有出現霜凍。這種勞民傷財的作法引起群眾不滿。
一九六○年八月以後，國民經濟出現暫時困難，在社會上引起廣泛的重視。地方電台的廣播開始強調以農業為基礎，注意在報道中關心人民生活。
這一時期，地方電台的同誌在工作中作了很大努力，廣播宣傳也反映了人民群眾迫切要求改變中國落後麵貌的強烈願望和他們建設社會主義祖國的主人翁精神。但是，由於當時黨的工作方針上的失誤，加上從事廣播宣傳工作的一些同誌對工農業生產的實際情況不甚了解，對生產建設的客觀規律缺乏認識，因而在宣傳中出現了浮誇和瞎指揮等問題，使廣播在人民群眾中的信譽蒙受損失。
（一）在理論宣傳上，隻講不斷革命論，不講革命發展階段論。例如，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甘肅電台舉辦的《共產主義理論講座》，無條件地宣傳消滅“三大差別”，提倡“無償勞動”，大講“消滅家庭”等，助長了實際工作中的“共產風”。
（二）在新聞報道中，急於求成，好大喜功，片麵強調多和快。例如一九五八年七、八月間，安徽電台組織了5次《慶豐收特別節目》，隻要放出畝產早稻萬斤的衛星就敲鑼打鼓。結果牛皮越吹越大，從畝產1萬斤吹到3萬斤，對浮誇風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三）在宣傳指導思想上，追求廣播指導工作的直接效果，代替有關業務部門發號施令。如吉林電台舉辦的《鋼鐵高產日特別節目》，晝夜24小時連續廣播，把電台變成了鋼鐵生產指揮部，要求在一夜之間就使“鋼鐵元帥升帳”。這種做法既違背了生產的規律，也超出了廣播的任務。
這些失誤在一九六一年以後的調整中得到了糾正。
四、調整中邁開新步伐（一九六一——一九六五年）
一九六一年一月，黨中央提出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國民經濟的發展進入調整時期。在“八字方針”指引下，各地方電台都總結經驗，吸取教訓，使廣播宣傳逐步走上健康發展的軌道。各地電台在宣傳農業為基礎、工業支援農業方麵，在宣傳奮發圖強、自力更生、勤儉建國方麵，在進行社會主義教育和以學雷鋒為標誌的道德風尚宣傳方麵，都做出了比較好的成績；在教育和鼓舞各地人民群眾克服困難、戰勝自然災害、恢複和發展工農業生產中貢獻了自己的力量，重新建立了廣播在群眾中的聲譽。
這一階段，地方電台在各種新聞性節目中大量地宣傳了各類先進典型。
（一）圍繞著大辦農業、大辦糧食，各地電台宣傳了一批鞏固農村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典型。如福建電台一九六三年集中宣傳了省農業群英會上表彰的34個典型。
（二）圍繞著奮發圖強、自力更生、勤儉建國的方針，各地電台宣傳了一批好企業、好班組、好職工，在增產節約運動中突出地宣傳了“一厘錢”精神。
（三）圍繞著幹部轉變作風，深入調查研究，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各地電台宣傳了一批“脫鞋下田”、“換衣下井”、“送貨下鄉”的先進典型。對人民的好幹部焦裕祿的事跡的報道，使這方麵的宣傳達到高潮。